君瑞便是赫赫有名的“二姚”中的姚麟，而“王襄敏公”便是在几年前病逝的名将王韶，“襄敏”乃是他死后的谥号。唐康原不知道赵隆的事迹，此时听高遵惠说起，心里不禁要对此人另眼相看。他又看看高遵惠，心里更是暗暗叫苦，这三言两语中透着的精明，表明这个高太后的从叔，高遵裕的从弟，绝非只是个糊涂可欺的勋戚。

    高遵惠听到“田烈武”三个字之时，心里早已是雪亮。“原来唐康时是去找田烈武了！”但他心里还是禁不住有几分诧异，须知擅调禁军绝非小事，唐康与章惇倒也罢了，这两人他虽没有多深的交往，但自传闻中也颇有了解，这二人行事，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刚毅果决”，若说得难听点，那是“鲁莽妄为”！都是胆大包天之徒。唐康在戎州的所作所为，当初就没少被弹劾，甚至还与益州路四司衙门都打过嘴皮官司。若非唐康的背景实在太硬，早没了好下场。所以唐康与章惇皆可不提——这二人擅调禁军，既不是图谋不轨，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大不了就是个某州编管、某州安置的罪名，天塌下来也就是流放边疆——这在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也许便是末路穷途，畏如蛇蝎了，但这两人却都是赌徒般的性格，好的就是“非常之功”——若是赌对了，被皇帝赏识，则又是青云路上一颗大大的砝码！所以他们冒多大风险，做多出格的事情，高遵惠也不奇怪——可田烈武，还有他们的军法官护营虞侯，冒的却是处死的风险！不见兵符擅离防地，是朝廷最为忌讳之事，纵然有功也不可能赏赐。田烈武与那个护营虞侯如何敢拿他一生的功名甚至是生死，来冒这个奇险？！高遵惠以己度人，在心里只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也没有多少心思在这个问题纠缠太久——唐康、田烈武擅调禁军，若是他没有碰上，自然皆大欢喜，他高遵惠也无心挡唐康、章惇们的路，但天公不作美，竟让他在这堠子镇遇上了，且是人多眼杂，他高遵惠却也不敢装瞎子、聋子。否则的话，这中间的干系，他又如何逃得掉？

    一时间，高遵惠也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装聋作哑，已不能够；若是与之同谋，他高遵惠却也不敢；但若是阻止，非只是得罪唐康、章惇，耽误国事，而且他自己同样也脱不了干系——将来追究起责任来，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条罪状？制度国法能容他，可这情理如何能容他？明明能及时镇压渭南兵变的，却因为他高遵惠尸位素餐，蝇营狗苟，导致坐失战机——朝议，清议，只怕都不能容他……这短短一瞬间，高遵惠脑海中转过无数的念头，但归根结底，却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不想找麻烦，却被麻烦找上他了。无论他怎么样做，前面竟都有个罪名在等着他。高遵裕败事后，做高氏族长的希望，竟在一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起来。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若无其事地与唐康、田烈武寒暄着，背上却早已是冷汗直冒，把内衣都打湿了。

    高遵惠心中激烈地交战着，唐康心里也同样地忐忑不安。石越常对他说，国家制度往往溃于蚁穴，须得时刻防微杜渐，居上位者更应当尊重、维护国家礼制。可石越也说过，为国者无暇谋身。一个谨小慎微、奉制度为金科玉律、不敢逾雷池半步的人，要怎么个“为国者无暇谋身”法？便以眼前的渭南兵变而言，若要尊重国法制度，那么他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乱蔓延，更多的陕西百姓家破人亡……唐康早年时常在白水潭听课，听那里的大儒们议论“法”的问题，除了那虚无缥缈的“三代之法”以外，历代之法也罢，祖宗之法也罢，当世之法也罢，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唐康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无瑕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当世的学者们，无论是王安石也好，吕惠卿也好，甚至是石越与司马光，都说过“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之类的话，或是承认过这样的事实。对唐康而言，既然国家制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便绝不会被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