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逼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更何况石越当年想方设法令他不能参与伐夏之役，使他没立上这个大功，二人之间早已经结下仇怨。于公于私，石越在这件事上都无法沉默。

    皇帝的话刚刚说完，他便立时离座跪了下去，顿首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赵顼未料到石越如此激烈地反对，几乎吓了一跳，脸色亦郑重起来。凝神听石越说道：“陛下，臣久抚陕西，颇听到一些传闻。王希烈在河东时，擅作威福，全然不是在京师时谨小慎微之模样，诸将送钱多者，纵然无功升官亦快；不肯送钱者，纵有功亦不得升官，河东诸将怨声载道。甚至折家百余年来，为国之藩篱，久镇河东，竟然也要贿赂一内官以自保！连当年王韶开熙河，臣亦听到传闻，王襄敏为全己志，不得不贿赂王中正，以求其不得从中作梗。此种种劣迹，臣虽未有真凭实据，然陕西、河东，知者甚多。臣非敢以捕风捉影之词构陷王某，只是今日之益州乃非常之地——陛下，国朝素有‘扬一益二’之俗语，富庶之地，先前又未报有天灾，粮价怎会无故暴涨？渭南兵变，也是河北禁军不愿去益州‘送死’所致——可无缘无故，军中又怎么会有这种谣言？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为国家计，益州乱不得，臣以为，哪怕最后查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亦宁可谨慎一点，总好过事后追悔莫及。是以王希烈这些传闻，若是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顼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裸裸地攻击一个官员的。这也是石越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尤其是那种没什么证据，互相指责对方人品的攻击。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之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让赵顼非常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因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与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阉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臣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