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