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
法内心并不服气,只是再无丝毫的能力和热量反抗罢了。
对唐生法的处理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人们几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人们又反过来说关志雄宽宏大量。其实关志雄心里清楚,新的政权所实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缩小打击面,对“文革”中作乱的人也决不以“四人帮”的残酷办法整治,只是择其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一般人“说清楚”错误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东唐村去了。
关志雄在河西公社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工作自然很忙,他却精力充沛,心劲十足。两年之后,到1979年的春天,他与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er h3">十
关志雄收到一封经别人捎来的信。信封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牛皮纸糊成的,没有经过邮局自然也就没有邮票和邮戳,里面却装得鼓鼓的,拿在手里掂掂,很有点分量。他撕开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头不由一紧,就从头至尾读下去——
我本想找你谈一次,一是考虑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搅;二来我怕见了你反而把想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写这封长信。
你给我爸平反了,我爸经你重新安排为东唐村的支部书记了。“四清”运动中没收我们家的房屋和粮食以及钱款也都退赔了。我们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亲,对你十分感恩。我却没有这种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条罪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地富路线以及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全部推倒了,一分钱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当你今天以公社党委书记的身分宣布给他平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当初你做为“四清”工作团团长给他整治下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的做法有点荒唐?
我爸是东唐村农会主任,是东唐村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自建立起农业社自然是第一任农业社社长,后来就是中共东唐村支部书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儿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东唐村的平反大会上看到的社员的情绪就明白八九了。你作为“四清”工作团团长把这样一个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老农民打倒,而且没收财产残忍到连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无动于衷吗?
在整个河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以及普通社员,在你领导的“四清”运动中遭受和我父亲一样冤情的人有多少?你会比我知道得准确;而我只知道大约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干部全都变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富反坏”敌对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体味他们十四五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面对这些无辜农民,心情能不感到一点愧疚吗?
我当时高中毕业回乡,受聘为小学民办教师,一月十块钱补贴费,其余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我父亲亲自指示生产队给我只记相当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干的“轻省活”。我在两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当时的校长和教员现在都活着,可以了解。而我因父亲的倒台也被从学校清除回家,替换我的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你想想和我一样受歧视的那许多被整治的干部的亲属和子女,他们心里是怎样地不受活。
“文革”开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经人鬼莫辨了,造你关书记的反,出一口气,让你也甭那么自在地过日子,我就泄了恶气了。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和结局,我不会后悔。我被撤职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只是你总要我“说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四人帮”们大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风,就是为了报仇。
当你急急忙忙赶到河西公社一个又一个村庄去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农民平反的时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