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相形之下，另外两家油糕摊子的生意，就显得冷清了。没有办法，老人们对鬼秧子乐叔的家传的油糕手艺记忆深刻，年轻人的舌头也是十分灵敏的，专拣好吃的买。我驻足看了看，就到文化站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鬼秧子乐叔早已给我送来一瓶好酒，一条好烟，说是感谢我给他女儿办理下营业执照了。我是空里受人感谢。其实在我向工商局打问此事时，他们刚刚开过会，一次就批准了一百五十多家个体户，其中包括鬼秧子乐叔的油糕铺店。他弄错了，还以为我给他帮了忙呢！我已经早在批准后几日给他说过，他却绝然不信，坚信肯定是我帮了忙，不然为啥会这样灵？鬼人总多一层诡计，我倒无法说得他相信我的话。

    鬼秧子乐叔生意兴隆，时间自然更加忙迫，晚上要烧水烫面，揉好，窝在蒲篮里。天不明就得爬起来，点火烧油锅。这时候，好些社办工厂的工人、小镇市民、教师和过往行人，已经等候在铺店门口要吃早点了。老汉忙得团团转，平时连回家的空儿也抽不出。我和老叔不大见面，时光匆匆，近乎两年了。

    这一天，县委宣传部干事老杨找我，说县委准备在元旦那天给万元户披红戴花，以鼓励农民放开手脚发财致富。县委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宣传部和工商管理局头上了，让他们先调查摸底，然后确定表彰对象。在第一批被相中的万元户名单中，就有鬼秧子乐叔。老杨说他已经和老汉接触过一回，老汉顾虑重重，不说真话，不露实底儿。老杨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与老汉是乡党，又有过密的交往，于是就拉上我一起来做他的工作。

    我和老杨从县委出发，乘吉普车到五里镇时，镇上的庄稼人刚刚吃早饭。五里镇不逢集日，人迹寥寥，其余几家油糕铺店息火停灶，只有鬼秧子乐叔的门面开张，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在店门口徜徉。

    鬼秧子乐叔一看见吉普车停在他的门前，眼里就罩上一层厌烦的神色，我从车窗里瞅见他把头迈到一边去了，及至看见我和老杨走进他的店门，才显出慌慌张张的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里八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拉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