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作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叔呀！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