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

    五十年后，我蹲在故乡寂寥的荒草地里，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下脱颖而出，它又大又白，照耀得草木灿烂，我仔细地观察着伏在草茎上的暗红色的小蝗虫，发现它们的玻璃碎屑一样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疯狂又忧悒的光泽，它们额头上生着的对称的纤细触须微微摆动，好像撩拨着我的细丝般的神经。

    我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蝗虫，我估计到我看到的蝗虫与五十年前四老爷他们看到的蝗虫基本相似但又不完全相似，正像故乡人排出的大便与五十年前基本相似又不完全相似一样。

    太阳逐渐变小之后，蝗虫们头上的触须摆动愈来愈频繁，几乎是同时，它们在草茎上爬动起来，也几乎是同时，它们跳跃起来，寂静的、被干旱折磨得死气沉沉的草地突然活了，所有的草茎上都有比蚂蚁稍大一点的蝗虫在跳跃，所有的野草也都生气蓬勃，一阵阵细微但却十分密集的声音在地表上草丛间翻滚，只要是神经较为发达一点的动物，都会感觉到身体上的某些部位发痒。

    我遗憾着没有看到四老爷当年看到过的蝗虫出土的奇观，农业科学院蝗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们如果听到过四老爷描绘他当年看到过的情景，我相信他们会生出比我更大的遗憾。他们过来了，他们穿着羊皮鞋和牛皮鞋过来了。他们是从太阳那边走过来的。他们背着太阳向我走来，初升的太阳从他们的腿缝里射过一束束耀眼的光线，他们踩着草地就像踩着我的胸脯一样。我意识到这种情绪很不健康但又无法管制自己。他们一行九人，有三个女人六个男人。三个女人都很年轻，六个男人中有四个比较年轻，有两个老态龙钟。三个女人都戴着巨大的变色眼镜。六个男人也全都戴着眼镜，但眼镜的形状和颜色不一样。他们头上一律戴着软沿的白色布帽，高密东北乡只有初生的婴儿才戴这种形状的帽子，乡亲们一定对他们嗤之以鼻，表面上也许敬畏他们，但内心里绝对瞧不起他们。

    蝗虫研究所的人胸前都挂着脖子细长的照相机，他们中不时有人跪在地上拍摄照片，小蝗虫像子弹般射到他们的身上和相机上。

    三个女人都被大眼镜遮住脸，只能从身躯的不同上看出她们的不同。

    他们接近了我时，我还看到那个戴着银边眼镜的老家伙用一面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一只可能因为感冒伏在草茎上休息的小蝗虫。

    在这块草地上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豪感，我理直气壮地走到蝗虫研究人员中间，胳膊肘子似乎碰到了一个女蝗虫研究者的腰部，但我绝对没有回头。我弓下腰，屁股高高撅起来，老家伙蹲在我的脸下，好像一条眼镜蛇发起进攻前咝咝地喷着气。我看着他那白色枯干的手上青青的血管暴凸起来，像一条条扭曲的蚯蚓，那柄蓝汪汪的放大镜被他的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就像我前天傍晚时分捏着那只红蜻蜓的尾巴一样。我还发现，老家伙手背上生着一块块黄豆大小的红瘢，他的低垂着的脖颈上，全是一褶一褶的干枯的皱纹。那枚放大镜确实闪烁着宝石般的光彩。我把头更往前抻了一下，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巨大的蝗虫。

    是的，是的，是典型的东亚飞蝗，老家伙絮絮叨叨地说着，他不抬头，眼镜片时而几乎要贴到放大镜片上，时而又离开很远。白色软边遮阳帽下，他的花白的头发又稀又软，好像破烂的杂毛毡片，一股股肉虫子似的汗水从他的发根里缓缓爬出，滚动在他干燥起皮的脖颈上。

    当他把手里的放大镜抬高时，一只家燕般大小的蝗虫出现在我眼前，放大了数百倍的蝗虫忽然增添了森森的威严，这只小蝗虫的大影像使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怖。它的麦秆般粗细的触须缓慢地摆动着，这触须结构极端复杂，像一条环节众多的鞭子，也像一条纹章斑斓的小蛇，触须的颜色是暗红色的——基本上是暗红色，因为从根部到顶梢，这暗红是逐渐浅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