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管门七虎”，他们的各种故事，我已经懒得讲述了，也许等我把二位表兄的故事讲完后若干年，再重翻历史旧账，把他们的虎皮抖擞出来让世人欣赏——将来的事难说。犹如一棵树，分成了若干枝杈，我们的家族。虽是分家单过的日子，但由于我的特殊地位，在家族中处处受优待，即便是我的父亲与大爷爷的亲生儿子为了争地边子十分钟前打了肉搏战，十分钟后我到了大爷爷的家，大奶奶也会把她盒子里的酥焦茅草根拿出来给我吃。吃甜茅草根是我们家族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不想讲它。

    听到二位表兄到来的消息时，已是掌灯吃晚饭的时辰。我不顾爹娘的阻挠，甩掉了丁香妹妹和桃花妹妹的纠缠，飞跑到大爷爷家里去。我们的家族其时已分裂成几十个独立的经济单元，但住房因为受祖先宅基地的制约而集中在桥头胡同两侧，大爷爷的弟兄们已经因为战斗和疾病死去了五个，活着的是老大和老小——这死法很有趣——二姑姑是三爷爷的女儿，三爷爷死了，所以我那两位表兄就理所当然地下榻大爷爷家。

    我奔跑在街上，听到我们家族中的狗发了疯一样地吠叫着。那道令人惊异不安的北方之虹已经消逝，但北边天际上依然有一大片浓重的颜色，好像血溶在了水中。街上模模糊糊地行走着一些人，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从他们嘴里喷发出来的腐草味儿，证明着他们是我们桥头街管家的人，也许是八叔，也许是六叔，当然也完可能是我的这位或那位婶娘。

    在大爷爷家门口，我停住了奔跑，让喘息声减弱了，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束火柴棍般长短的焦干茅草根儿，塞进了嘴中。大爷爷家门楼檐下悬挂着的玻璃灯放射出的昏黄光芒，照耀着我绿色的脸和不停顿地咀嚼着的嘴巴。那天晚上大爷爷家的大门虚掩着，影壁墙上常年架设着的那尊土炮也撤了。为了防匪，大爷爷把自己的家院修筑得像座碉堡，院墙上、房山上、影壁墙上，连茅厕的墙上，都挖上了方形的射击孔。大爷爷和大奶奶各有一支土炮，还有五支长短不一的前膛装药、打铁沙子的鸟枪。大爷爷和大奶奶随时都准备在他们的家院里展开一场保卫阵地的殊死战斗。当然，在我的记忆中，这种战斗从没发生过，那场二十年前的唯一的战斗，与我的二姑姑紧密相连。那场战斗初发时曾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巨大耻辱，后来竟变成了整个家族的骄傲。毕竟我们高密东北乡老管家曾经出了一个敢于率领土匪攻打自己亲大伯的家院的女中豪杰，这样的女人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中都能随便出现的。正当豪杰的二姑姑愈来愈变成了传奇中的人物、她组织的那次小战斗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辉煌话题时，她的两个古怪的儿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从天而降、从血一样鲜艳的北方彩虹中走来，而且他们还宣布，他们的母亲随后就到——我们的二姑随后就到。有了上述的闲言碎语，我的兴奋简直是必然的、必须的。

    那尊从影壁墙中央的大“福”字的中央伸出的红锈斑斑的土炮被戳在影壁墙后水缸旁边的软泥里，炮根朝天，显得十分狼狈。堂屋里射出的明亮灯光，把水缸旁边那株高过房檐的夹竹桃坚硬的叶片照耀得闪闪发出幽蓝的光泽，两只蓝色的夜蝴蝶在夹竹桃的树冠中翩翩地追逐着，它们时而与那些叶片混为一体，好像千万的蓝色叶片都在翩翩起舞，仿佛整株树都要拔地而起；时而它们又从那些叶片中凸现出来，叶片静止，宛若万千的坚挺翅羽，唯有两片柔弱得让人心痛的幽蓝宛转飞行在树中。大爷爷家那条老得几乎不能行走的黄狗是我从小的朋友，那晚上竟然对着我发出警戒的吠叫，这令我愤怒。它的叫声颇似耄耋老人的咳嗽，想威风也威风不起来了。

    大爷爷家宽敞的堂屋原本是家族的议事厅，周遭十几把太师椅，围定一张沉重的楸木方桌，沿着四面的墙壁，还摆着一些狭窄的条凳。正北的墙上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