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当时也答应找机会在支委会上议一议，但后来风云突变，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的运动，这事就放下了。王玉蓉虽然始终没调到生产股搞技术工作，实际上却一直干的是专职的技术设计，只不过她的办公桌摆在了机修车间老孙的屋里。

    李宪平摆摆手说，眼下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等一等吧，最晚年底能给你准信儿。你可以把王玉蓉先当作编外人员使用，有什么需要她搞的跟老孙打声招呼就行。对他们车间的其他人也可以这么办。

    田伟光之所以此时又旧事重提，是因国庆前夕报纸上刚刚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摘掉一部分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他知道，厂里的这些右派分子肯定将有一部分人要摘掉帽子，这时候点名要谁，肯定有助于这个人摘掉头上的帽子。他早看准了王玉蓉，那是个既肯钻研，又很有灵气的姑娘。他见李宪平口风很紧，知道不便多问，说了几句闲话走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文件正式下发后，曙光厂党支部已开过两次会进行传达，学习、部署。邹晓风对此事抓得很紧，国庆前事情虽多，他还是硬抽出时间开了两次会。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审议右派分子是否摘帽的权力在这些人现所在单位的党组织，邹晓风组织支部全体委员，对文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领会。最后统一了基本认识，即曙光厂先后两批接收的四十九名右派分子绝大多数表现较好，其中一部分人表现突出，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而表现一般的是极少数，表现不好的只是个别人。

    文件规定，摘掉帽子的人必需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中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让各地各部门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确定哪些人可以摘帽。这次摘帽的比例是可以稍大于或稍少于百分之十。

    曙光厂的右派分子总数整整五十人。按照文件规定的摘帽比例，应是五人，即便大于这个比例也多不了一两个。这让邹晓风、李宪平私下都感到有些为难。李宪平主张至少报八个，说能批几个是几个。邹晓风认为报多了明显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弄不好会让推倒重新审查报批，他主张最多不能超过七人，比例是百分之十四，接近中央文件精神。

    第二次开会即是排队审议摘帽的人选，这个会开了足足四个小时，才初步确定了七个可以摘掉帽子的人选。

    第一个被通过的是厂里土成土长的右派分子达进士，审议他时全体支委一致通过。论表现，达进士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他的工作精神有目共睹，这么多年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年到头连病假也不休一天。更重要的一点是全心里有数，知道如不是当初“反右”有名额限制，他这个右派八成当不上。如同当初戴这顶帽子是“名额”的因素被全票通过一样；如今他摘这顶帽子则是同情因素起了作用，再次被全票通过。

    其余的六人是石国栋、宋辉、王玉蓉、范建国、霍希古、史丽云。审议到范建国时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谷玉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范建国说过对除四害不满的怪话，还动手打过人，违犯过厂纪。说第一次摘帽子不应考虑这种人。

    后来是李宪平据理力争，例举了范建国在制材车间期间搞技改的一些成果，又用孙长喜说过的话，对范建国调到机修车间后的表现及在研制新产品有关设备起的作用讲得有根有据，驳得谷玉森没有话说，在其他支委纷纷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同意上报，但他保留意见。

    李宪平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反右倾”的会上谷玉森笑眯眯地当众对他发难，又抓辨子，又扣帽子，他如当场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