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续两次召集座谈会，动员群众积极参加运动，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怕厂里再“静悄悄”下去会落个压制运动的罪名。他的苦心总算有了回报，厂里陆陆续续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但内容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措辞和风细雨。最有楞有角的要算“向阳红”的第三张大字报“这里为何成了右派分子的避风港？”但依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是以戏剧性的形式闯入曙光厂的，一开始就令人膛目结舌，大吃了一惊。

    1966年的8月24日是社会的星期三，曙光厂的周一，清早来上班的人们一见厂门就楞住了，传达室的门前五花大绑跪着一男一女，身后站着七八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这些小将全是十六七岁的样子，无论男的女的全身着一水的绿色军装，个个戴着一顶军帽，只不过帽徽的位置上别的是毛主席像章。这些带着红袖标的小将们人人手里拎着皮带或木棍，满脸透出一股子杀气。

    人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被五花大绑强迫跪着示众的不是别人，是谷玉森和辛春妮。人们不是通过模样看清是谁的，因两个人早已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尤其是谷玉森，不但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剪了一个“阴阳头”，那是红卫兵小将的一个创举，比美国的绷克头怪异，发明得也早。人们之所以能认出他俩是缘于个自脖子上挂的大牌子，上面分别有“大流氓谷玉森”，“小流氓辛春妮”的字样，名字上还被红墨水打了叉。

    样子最惨的是谷玉森，不知是腰被打坏了，还是跪得太久受不住了，他几乎是处于半瘫痪状态，地上湿了一片，显然是早尿了裤子；鼻涕流得老长，与血迹渗在一起，惨不忍睹。精神尚可的是辛春妮，她一直低着头，但腰板挺得很直，脸上虽然也有被打的痕迹，但头发没被剪，挂着的牌子也不同，她脖子上的牌子是一块三合板，谷玉森脖子上挂的是一个包装箱的盖子，至少有五六斤重。两个人受的待遇显然不同。

    胆小的早被这阵势吓坏了，瞧一眼就躲开了。有些胆量的也大都远远地站在一边观看动静。胆子大的个别人则凑过去向那些红卫兵打听究竟，但那些小将似乎不愿多说，只说这两个人昨晚乱搞被他们抓了一个现行。

    赵贵臣气不过，看不下去了，上前对一个为首的红卫兵说：“小兄弟，我跟你们几位商量一下，这两位不管犯了什么事也不至于这样，咱有话好好说别来鲁的呀！这位还是我们厂的副书记呢……”

    那小将一指赵贵臣的鼻子打断他的话喝道：“你什么出身？”

    “贫农，祖上三代全是贫农。我现在是工人，是工人阶级一分子！”赵贵臣一楞楞眼，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尖，毫不显弱地说，“干嘛，不让人说话呀？”

    “我现在郑告你，”那小将又一指他的鼻子历声喝斥道，“要不是你出身也是红五类，我们对你绝不客气！你们厂的副书记有什么了不起？市委书记还不是照旧被打倒了！告诉你，这个谷玉森不但道德败坏，他还胆敢动手打红卫兵，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厂已经有人向我们揭发，你们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在压制群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消极抵抗，我们今天就是来帮助这里的革命群众造反来的，我们的人已经占领了你们的办公室和变电室！警告你不要执迷不悟……”

    这位红卫兵小将说得滔滔不绝，理论水平满高，那张娃娃脸上正气凛然，充满了鄙视，愤怒的表情，那带着一股杀气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

    一旁看热闹的甘兴旺赶紧将赵贵臣拉走了，拉到一边后他说：“跟这一帮吃屎的孩子较什么劲儿呀？”他告诉赵贵臣，红卫兵来了一卡车，不少人手里拿着棍子和皮带，变电室的总闸早已拉了。赵贵臣这才查觉到上班时间已过了半点钟，厂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