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总部、调到重庆党部，职务在不断变化、身份在不断变化，但李涵章感念戴先生的知遇之恩，对戴先生的感情一直没有变化。他珍藏着这盒烟，从来舍不得打开来看一眼，尽管他估计里边装的那二十支香烟早就发霉了，但他仍完好地保存着。

    国民政府在1948年年底迁往广州后，李涵章便听说了戴先生身体有病的消息。当时，他就想抽时间去探望一下这位影响了他大半辈子的恩师。但国军一路败退，战事日益吃紧，直到1949年2月，他才得知，戴先生已经于11日在广州家中服安眠药自杀了。当时的报章上以《元老戴季陶昨晨病逝广州于院长行前病榻执手诀别》的标题报道的此事，但后来李涵章得到的消息是，蒋校长力劝戴季陶同去台湾，但对时局已经绝望的他，数次拒绝，而且，自抗战期间就开始一心向佛的戴院长，临去世前几天，还拖着病体，专程去了一趟广州的六榕寺，将十一个平时拜的千手观音亲自放在六榕寺的觉皇殿中，并和寺中的高僧谈禅，说自己不久便会脱离这个恶世……

    这些属于“内幕”的事情，都是李涵章后来才陆续听说的。他很懊悔，自己这么多天，为什么没抽出时间去看望先生。

    李涵章的这些心事，跟在后边的周云刚当然不知道。有了上次在纯化街街口的教训，一路上，他始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视着沿途的动静，手从没有离开藏在腰间的枪把子。还好，天色尚早，这次出门，他们一路上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派大乱之后初现大治的迹象，街巷两旁人家的院门大多关闭着，各种铺子却大开店门，照常营业。路过一家酒店时，李涵章想了想，进去买了一小坛泸州老窖。

    沿途的这些情景，让李涵章心里如五味瓶倒。

    经春熙路，过东大街、西御街，出新西门，至枣子巷的戴家花园，是当时戴先生出殡时所经过的路线。李涵章之所以沿着这条线路走去戴家花园，是想借此弥补他当时没能去送戴先生最后一程的遗憾，更是为了不给自己后半生留下愧疚。

    好在，尽管这一路遇到了两次解放军士兵的盘问，但有了上次在纯化街街口的经验，李涵章和周云刚都天衣无缝地凭着军管会发的那张新的身份证明，安全坦然地混了过去了。终于进入枣子巷了。

    戴家花园就在不远处。尽管去祭奠戴先生心切，但李涵章做了这么多年的特务工作，情形再紧急，他也不会乱了方寸，依然下意识地保持着最起码的警惕。

    已经看到戴家花园的院墙了，李涵章停下脚步。他远远地看到，正有一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在戴家花园门前的枣子巷里，来来回回地巡逻。

    李涵章立刻判断出，军管会派来这么多的兵力，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戴家花园，而是在张网以待，等着前来这里探访的人自投罗网。毕竟，戴先生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随从秘书，一直做到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之职，并在这个职位上干了长达20年凡是在这个时候出入戴家花园，或者来祭拜戴先生的，在国民政府里自然非显即贵，肯定都是要钓的“大鱼”。

    果然，李涵章才往前走了几步，立刻就有四名解放军士兵迎了上来，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

    “同志，我们回家，路过这里。”李涵章经历了解放军的几次盘查之后，“同志”这两个字，在他嘴里，已经像“长官”那样可以顺口而出了。他回答着，没等那四名士兵开口索要，就十分及时地把身份证明拿出来，递了上去。

    一名士兵把长枪竖在地上，接过证件来看了几眼，然后又把眼睛瞄向了紧跟着李涵章的周云刚。

    “同志，这是我的伙计，跟着照应我的。”李涵章说着，冲周云刚使了个眼色，然后突然开口训他，“见了解放军同志，咋连句话都没有？平时我是咋教育你的？都就着酒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