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还没完，绝对不能再出事儿了，趁着过年“韬光养晦”，有什么事儿过了年再说。就是过了年派出所那儿再找我，事情的范围也就控制在了红旗饭庄这一件事儿上，再有老董暗中给我使使劲儿，往乐观里说，也许就弄个拘留什么的一走过场就把这事儿结了。还有一招，也是最损的一招，三傻子现在众叛亲离，我何不借老猫之手把他弄沉，你三傻子不仁不义在先，串通官面儿出卖弟兄，以后就是老猫不弄你，我缓过手来也得办你。但如果这样办这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了。一番沉寂之后我最终决定采用最后一种办法，借老猫之手击沉三傻子，于是我和二黑推脱说李斌他们都还在外漂，等李斌他们都回来，你再叫上三傻子一起去请老猫，这样才显得三傻子有诚意。我此时的这个主意，无异于将三傻子当肥肉往老猫嘴里送。我还一再跟二黑强调，只要李斌回来，我和李斌一起去老猫那儿给他求情，想必老猫不会不给我俩面子。这样二黑和三傻子也就都放松了警惕和紧张的神经，才不至于慑于老猫的威力而不敢去见他。眼下只能先拖着这事儿，李斌快回来了，也就这几天的事儿，只等李斌一回来，三傻子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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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年二十九这一天，李斌、宝杰、老三等人陆续返家了，充分证明了一点：咱天津卫的老例儿——“有父母在，孝子过年守于二老膝下”。老几位都刚刚放下行李包裹，便急急忙忙地各自通信，于当晚在李斌家的小屋聚齐。由李斌出资请客，在西门脸儿“家乐餐厅”摆桌相聚。酒席面儿上我把这些日子经历的所有一切都如实跟大家说了，但是我并没有提到二黑找我和李斌的事，这事儿大的方向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以后如何去实施却还没有具体形成计划，我想在大家走后单独再和李斌说，于是在大家觥筹交错耳酣面热之时，我就一个劲儿地给大家降降酒温，怕大伙这酒一到位后再惹出什么不可意料的事儿。最后大家谁也没喝那么多，只有平常最不可能喝多的石榴喝得不省人事了，好在这货人小体轻，几个人七手八脚地连搭带抬，将他弄到了李斌的屋里。大伙各自述说着这些日子离家在外的各种经历和奇闻逸事，我就把李斌叫出屋门，在外面开始了这次关于要不要借老猫之手办掉三傻子的议题争论。

    和李斌说了一遍三傻子“爬围”，以及二黑来找我的经过。一开始李斌有些不相信三傻子会弃玩儿闹义气于不顾，将信将疑地要找三傻子当面核实此事，直到听我说出在东北角派出所里，我和石榴已经看见了三傻子从老董的屋里先我们一步出来，要不派出所的帽花那么会在西关街影院堵到我和石榴，并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这一系列的事儿无一不是和三傻子有牵扯和关系，李斌终于不再在三傻子“反水”的事情上有所存疑，但李斌从心里却始终不愿为此事出面把三傻子诓出来交给老猫处置。李斌与三傻子之间必定有那么点交情，三傻子也曾经因为当年李斌因为一条苏联时期的“板儿带”，与东门里的闫义“闫老逼”哥儿几个打架。板儿带也叫武装带，一种苏联军人所系的铜扣牛皮腰带，在那个时期相当稀缺，是只有大玩闹才会拥有的稀罕物件，为这个打出人命的太多了。当时李斌势单力孤，多亏三傻子出手相救，用自己的名声和在圈儿里的地位连打带吓唬，把闫老逼一伙人当场镇唬住，使得李斌在闫义一伙人的刀枪棍棒之下全身而退，“板儿带”也没让人抢走。自那以后，李斌便对三傻子感恩戴德，所以李斌不愿出头，也是想利用此事还三傻子一个人情。

    可你李斌也是当事者迷啊，难道你不出面把三傻子诓出来，老猫就会对三傻子善罢甘休吗？何况三傻子在派出所时会因为你和他的交情，就把你抛开而不撂出你李斌吗？你李斌如果跟三傻子还有那么点交情，你就更应该出头摆平这件事儿，在老猫面前给三傻子找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