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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真的把我给整惨了，曹县人过年——要了我狗命了！长那么大这是第一次挨这么重的办。当时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开始我没太感觉特别严重，只是心里一直庆幸，没让老哑巴挑断我的大筋。老哑巴一行四人走远后，我抬头看看他们远去的方向，才发现周围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指手画脚地互相介绍着过程，说话的人是眉飞色舞、唾沫乱飞，听的人是俯首帖耳、聚精会神，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还有一位大嫂子指着我教育自己的孩子：“宝贝儿，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不学好的下场，小小的年纪不学好，你看都让人给捅成蜂窝煤啦，谁家摊上这么个孩子算完啦，还能指望着他得继？不惹来杀身之祸就算烧高香啦！”

    人们围着我，叽叽喳喳不停地议论着。我当时是觉得别在这现眼了，都是住得不远的家门口子，再待下去太栽面儿了，就想起身回家，我手往后背，撑着墙根儿缓缓站起身来。人群不自主地往后撤了一步，我试了试迈开脚步，每走一步就有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真可以说是痛彻心扉，走出没几步，渐渐地开始双腿发飘，软面条一般的两条腿已经不足以支撑身体，扶着墙的手也开始颤抖，止不住哆嗦，身不由己地再一次坐倒在地。

    三月底的津城，春风已渐和煦，暖暖地在人脸上如鹅毛一般拂过，而我此时却感觉到从心里往外的寒冷，冷得我直打寒战，嗓子眼儿里黏黏的、干干的，渴得无法忍受。我无力地瘫在地上，望着离我十几步以外的人群，影像一点点由清楚变重影，最后变模糊，心里一阵阵的恐惧袭来。我心想我可能够呛了，说不定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脑袋昏昏沉沉仿佛困意渐浓，我使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向人群伸出手，张了张口，但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旋即失去了意识，恍恍惚惚感觉到了有人在推我的肩膀，还有人冲我喊着：“别闭眼啊，清醒点儿，千万不能睡过去啊！”

    仿佛好好地睡了一大觉，我醒了，睁开眼看见了雪白的天花板，看见了头上的吊瓶，随后又看见了自己的亲属家人，以及一顶顶蓝色的大檐帽。我的意识霎时又回来了，我靠！我得救了！依旧是口干舌燥，我舔舔嘴唇，说不出来话，但我示意着想要喝水。老娘眼里噙着泪摇摇头，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耳边说：“大夫说了先不能喝水，再忍会儿吧！”我无奈地点了点头，有人出门去找来了大夫。大夫过来查看我的情况，从床头拿下病例开始记录着什么，然后就开始往外轰围在我病床周围的人们。大伙一个个都无奈地出去了，老娘也一步三回头地出去了。病房里除了仪器里传出微弱的“嘀嘀”声以外，不再有任何动静。我努力回想事情的经过，一想到刚才清醒时见到的大檐帽，心里又不由得一沉：我靠，我怎么和他们说呢？

    呛人的来苏水味儿，一阵阵地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因为涉及了刑事案件我被“幸运”关照，从重症病房转入一个单间治疗。两天后除了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之外，“元神”已经恢复如初。一次大难不死换来了暂时的平静，被捅在板桥胡同里昏死过去后的一切经过，也在家人的叙述中渐渐地在我心里清晰起来。

    那天我彻底失去意识之后，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胆大的爷们儿上前观察一番，发觉我并没有彻底咽气，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便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西门里大街上，截了一辆刚从东门里垃圾装运站卸载完的大解放汽车，直接就把我拉到了公安医院。还有几人去了派出所报警。您瞧我这命，都濒临死亡了才混上坐垃圾的专车，不过咱老天津卫自古就不乏古道热肠之人，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那些平日在街面胡同里家不长里不短地说东道西传老婆舌头、自己利益受损时撒泼打滚儿坐地炮的大娘们，和一贯贫嘴呱舌胡骂乱卷的大老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