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黄佑国和陈山子，告别了亲人，和三千多名南洋机工一起唱着高昂的《运输救国歌》，乘“丰祥轮”离开南洋，直取缅甸。在缅甸经过半个月的训练过后，他们被分成许多个车队，从滇缅公路进入祖国境内。

    滇缅公路，山高谷深，九曲回肠，这条被称为“血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的公路，承载着南洋机工的无限希望和热忱，向抗日战场逶迤而去。应该说，那些华侨机工虽然身为中国人，虽然从小就接受关于中国的各种教育，讲的是中国话，并且从父母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但是，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车轮滚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汽车行驶在父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为这里，毕竟是父母亲的祖国。

    那时，华侨机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编入西南运输处，留在滇缅公路，负责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另一种选择则是奔赴内地，编入国民革命军，在前线和后方之间，驾车运送物资。黄佑国和陈山子，也不作任何商量，就作出了第二种的选择。

    有时，命运就是喜欢跟人开那些无法预知的玩笑。黄佑国和陈山子所在的两个车队在到达陕西境内后，陈山子所在的车队直奔西安，黄佑国所在的车队则被告知继续往西北方向开去。谁都知道，西安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西安的西北方向则是共产党的地盘：延安。有一首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的就是陕北延安。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延安和西安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神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国民党的党首蒋介石，那时是国人们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必谈的两个人物。这个热点话题在“西安事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西安事变”之前的中国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张杨极为不满，尤其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的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的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战争的问题，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之后，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动员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他们所有的良好动机和愿望到后来被证实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一厢情愿的。他们的当家人蒋介石不可能听他们调遣，蒋介石的枪口依然坚持对着西北方向。尽张学良他们如何苦口婆心，也无法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亲自从洛阳赶到西安兴师问罪，他向张杨摊牌，要他们作最后的选择：一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替蒋介石继续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被蒋介石所灭。当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此一来，便有了由张杨两人联合导演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历史上曾经流传着许多的版本，其中最为感动人的是张学良亲自跑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结果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无功而返。就是到了准备扣留蒋介石的那一刻，张学良仍然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