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鸟瞰，刚落成的八栋“中华商场”大楼像放大了的八节火车站月台，沿着纵贯铁路，从昔日“台北府城”南门，随着铁道蜿蜒到北门。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商场每幢楼都盖得一个样，楼高三层，由北向南，依序高挂八德中一个字为楼号，两端漆了1至8与八德相应的阿拉伯数字；当时大家俗称忠字号楼是“1栋”，平字号楼是“8栋”。

    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以后，老美在日本驻防的第七舰队还是时不时踅到台湾海峡溜溜弯，“保持中立”一下。因为内战一分为二的国共两党领地虽然大小悬殊，隔海对峙的形势就在国内、国际各种原因之下渐趋稳定。到了五年后的八二三，台湾得到美援守住了外岛，中共又为内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忙得无暇他顾。金门炮战结束，两岸并没有松懈鼓动拥护者拼个你死我活，前线的炮击却悄悄改成了练兵似的“单打双不打”。一九四九年二月仓促离开南京，一年之内搬过广州、重庆、成都和台北四地，最后落脚台北的国民党，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

    风雨飘摇，转眼十年。当时的边陲省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为了治理泱泱大国而设计的一府五院中枢在弹丸台北扎根；“总统府”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总督府里面，五院及其他“直隶衙门”也多半就近在周围办公。总理“国家”大事的“博爱特区”，和繁华的西门闹区比邻。再往西南几步，就是一九四九年为了收容大量涌入台北的难民，沿铁道草草搭建的棚屋区。经过“十年生聚”，这个没有铁丝网的难民营已经人口爆炸，龙蛇混杂，却位居要冲，成了首都之瘤，公家就下了决心整治，调来国军工兵，很快就把铁道旁的违章建筑拆除一空，委托随国府迁台，政商关系良好的大营造厂，盖起一整列八栋公开发售的商场大楼。

    不少相信官方口号，痴等“反攻大陆”，在棚屋区“暂居”了上十年的难民，这下因为都市发展，被迫领着起名“台生”、“怀鲁”、“念湘”的儿女另外找地方栖身。虽然商场公开销售前很多都被有办法的人认购去了，一些手里有积蓄或能挪借、融资的棚屋居民不愿他迁，也有得以把握认购承租的优先权，买或租下商场的一个小单位，做起长远打算。

    韩家四口就在这时候搬离住了十年的违章建筑，迁入中华商场八栋三楼一个三四坪大小的迷你“跃层”。能容六尺之躯抬头挺立的“楼下”供起居，成年人必须弯腰或爬行的上面阁楼就睡人。

    户长韩国清个头不算小，胖脸上镇日笑眯眯的不大说话，任谁也看不出来几杯黄汤下肚，这个温驯得像泰迪熊一样的中年男人，可以把身材相当的老婆从三楼追打到大马路上去。韩太太叫翟古丽，曾跟人说“古丽”是她姥姥家乡话“花”的意思，所以外号“花大姐”。花大姐黑实高壮，比实际上一般高的老公看来还魁梧，一口清脆的京片子，自称“回回”，跟人生气私下骂：“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全是‘伊不利思’！”古丽告诉女儿，“伊不利思”就是经文上的“魔鬼”，是最厉害的咒骂。

    国清早年踩过三轮车养家，后来开了几年出租车，不久前转工替在近郊阳明山别墅里的有钱人开私家车，只有星期天放假回家。古丽在离家几步路的巷弄里，租别人院墙打开搭个门脸，经营一家不挂招牌的五六人座小牛肉面馆。虽然没有店名，可是都知道老板“花大姐”绝对不用来路不明、非“清真”食材。酒香不怕巷子深，渐渐传出口碑，就把厨房外挪，增加座位；弄块遮雨胶布由门朝外一支，下面、蒸饺子的锅灶就出去了，再把院墙开个窗洞，支上案板，擀面的地方就有了，洗碗用的大铝盆更早就堂而皇之地搬在店门口占用了巷道。这些家私等店打烊的时候搬进屋一锁，费不多点手脚。可是简单一挪动，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