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再讲话。开惯了每一次都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的会议的工作干部们，大都感到茫茫然，惶惶然。

    秃顶宽额的县工作团领导同志要去了章洋的材料。三天以后，这份材料摘要刊登在县工作团发行的《四清通讯》上。

    尹中信被叫到县上参加团部召集的工作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尹中信被说成“右倾”的典型，受到了批评。

    尹中信的思想越来越沉重了。实事求是和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什么一强调这两条就成了“右倾”呢？不调查研究，不分清是非敌我，见干部就“突击”一下，这算什么样的“左”呢？这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一会儿你演汉奸，一会儿他演国民党特务，大家轮一遍。尹中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许多的成功和失败教会了他，一定不要被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言过其实、吹牛放炮、强词夺理、矫情做作、语出惊人、天花乱坠、以气壮势、以势压人的一套货色所唬住。实践证明，往往还是那些平易近人、符合常识、符合人们的正常的思维规律的东西更正确一些。解放战争期间，部队进行三整三查，他那时担任一个团的副政委。下边有一个营，营教导员是一位章洋式的人物，连长相都很相近，说话结巴而又性急。几天之后，他汇报说他们营里搞出来了派遣特务若干、逃亡地主若干、隐瞒历史和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若干……比例数字高得吓人。这位性急而结巴的教导员以此为成绩，大大地卖弄了一番，甚至卖弄得使其他几个营觉得自己营里没搞出统字号人物指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颇有些脸上无光，低他一头。尹中信却不相信他的汇报，他不相信这种玄而又玄的事情。他带领团政治处的两个干部到那个营作了调查（当时师里有个别领导很欣赏这个营的搞法，已经准备推广那位教导员的经验了），克服了种种阻力，他终于弄清了，那位教导员是用我党所决不允许的“逼供信”的方法来“搞出”那些“成绩”的。再深一步了解，恰恰是那位性急的结巴教导员，历史上有一些遮遮掩掩的事情，唉，越是自己心虚，搞别人就越是急火攻心，偏激得发疯。

    尹中信深知，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投机性、狂热性往往也反映到我们的队伍里。他见识过不算太少的这样的干部，要什么有什么，上级要先进人物，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先进人物。上级要阶级斗争的动向，他主管的部门就净是有动向的阶级敌人。上级刚开会推广某个经验，他就总结出学习这个经验的经验来。上级让他调查某项措施的优越性，他立即可以总结出十五至二十条优越性，还有群众的反映、有俚语方言、有顺口溜，证明除了敌人人人拥护这项措施。而当上级决定改变或撤除这项做法的时候，他立即毫不脸红地又可以总结出十至十五条发言证明改变或撤销这项做法的必要性，同样有群众反映、有俚语方言、有趣话和顺口溜。而且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视这样的人为宝贝。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尹中信学会了辨认这些投革命之机的先生们；学会了不让这些招摇过市、嘶声叫卖的“革命家”先生们扰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但是，这次，他面临的事态要严重得多。一种人们最忌讳、最可怕、最无可挽救的判决，一种好像政治上的麻风病或者血癌一样的“疾病诊断”——右倾，已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而做出这样的诊断的森严的医师，并不是在伊宁市汉人街骑着毛驴逛荡的江湖药贩子，却是有着相当的权威和堂堂的证明执照的正式“大夫”，这使尹中信万分抑郁。

    究竟是谁“右倾”呢？难道这种把农村看得一片漆黑，不分青红皂白乱“突击”的思潮反而是正确的吗？

    一九六四年，正是提倡“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年代。诚实的尹中信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