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和其他任何人谈，暂时，您还是安尼瓦尔斯拉木。好吧，就这样吧。”

    伊萨木冬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傻了一般。

    “您回自己的家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做点好饭。刚才，您太激动了。”

    “您，不把我送走？或者至少派民兵把我看押起来？”

    “不。请不要胡思乱想。您回去吧。瞧，您还带了衣服，不要这样紧张嘛。”

    “无论如何，您总应该派民兵把我监督起来啊！”伊萨木冬好像在哀求了。

    “民兵的作用是巨大的，看押和监督，有时候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并不迷信专政手段。如果您那一年五月六日走了，我们把民兵派到哪里去呢？您没有走，您留下了，您现在来找我们。您爱自己的祖国，您信赖和依靠组织，我们为什么不信任您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呢？至于法律上的处分，行政上的处分，这要调查清楚以后，由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您为什么这样急呢？对于不制裁不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国家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制裁的。而对于确实愿意悔改而且已经有改正的表现的犯有错误的人们，党和人民从来是欢迎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您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我不配……”

    “不要那样说。您还不到四十岁，您在这里的劳动表现很好。您还有的是机会换一个活法，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您还有许多精力、体力和聪明可以献给祖国的大地……”

    “谢谢毛主席！”伊萨木冬向毛主席像抚胸施礼，流着泪……

    二十天后，工作组同志告诉他，已经与伊犁方面联系过了。他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同时，他可以放心的是，他的家属乌尔汗和波拉提江都好着呢，他们的生活正常，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好着呢！正常！原来的房子里！”伊萨木冬喃喃地重复着。这过度的喜讯像超浓度的醇酒一样，使他迷醉、晕眩，喘不过气来。

    “组织上的意见，请您回伊犁，和您的家属团聚，弄清你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清理这件案子。为了避免惊动现在还在隐蔽着和活动着的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我们准备派一个人先送您到县里，由县里安排您回公社，回家。”工作组同志说。

    派一个同志送？呵，自己给组织找了多少麻烦！可也是，难道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回去吗？

    就这样，他离开了偏僻而富饶的半农半牧的小县且末，告别了阿尔金山、塔什萨依河与大片的庄严粗粝的原始胡杨林，回到了阔别将近三年的伊犁。亲爱的，别来无恙的伊犁！三年前，伊萨木冬在惊恐和混乱中，在失去了主心骨的情况下离开了你；如今，他又在忐忑和痛惜中，然而是在有了准主意的情况下归来了。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是和妻儿的团聚和诚实的、有指望的劳动吗？还是严厉的、应得的制裁呢？只要他一闭眼，一想起在边界线上所看到和所体验到的最可怕最可耻也是最可贵的一切，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和从且末县陪送他来的工作干部同志告了别，情况还不允许他在家里像接待贵客一样地用心招待且末的来人，这使他十分难过。伊宁县公安局派车把他秘密送到了跃进公社。与县上一个同志，塔列甫特派员与里希提书记一起，他再次详详细细地回忆和叙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的所有有关情况，集中谈了有关库图库扎尔的问题。经公社领导与社教队研究确定了做法以后，塔列甫通知他：“您回家吧。”

    库图库扎尔的好戏到了最后一幕。在玛丽汗给他报信以后，他和麦素木商量了一回，他们的结论是：绝处求生，硬顶下去；他们的逻辑是：在小麦窃案上，伊萨木冬不可能提出更多的旁证和证据，那么，仅凭一个人的口供，不可能定库图库扎尔的罪。只要问题定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