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意识”。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乡在推着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护。

    也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里生活，你必须拥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没有“身份”，也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你就成了一个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个迷魂阵，随时都会有危险。商人是最先明白这个道理的。早在几百年前，精明的晋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陕会馆”，这也许是他们有过许多沉痛教训之后得出的经验。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许多办事处，那其实就是一个为了办事方便的“关系处”，一个据点。

    我知道，在报纸上，人们都反对拉“关系”。岂不知，“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尤其在精神世界里，人们靠“关系”活着。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所有的反对者反对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没有人反对自己。我还算幸运，在凌晨两点二十七分，我终于找到了“关系”。

    我是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为了他的体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头告诉我说：有。有这么个人。

    建筑工人吴有才睡在一栋正在施工中的七层楼（还没有安装门窗）的毛坯房里。当他穿着裤衩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时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张得像簸箕，那两只手哆哆嗦嗦，像是大冬天握着两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找他！

    油菜傻了。

    吴有才抱着两只膀子，冻得咝咝地说：丢，是丢（我儿时的小名）？你，你你你……怎么来了？我说，看工地的老头人不错，说你在七楼。他说：是老朱吧？朱师傅，老乡，一个县的。说着，他赶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两点半了。你咋这时候摸来了？还没、那个啥……吧？说着，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没粉刷的墙，墙上揳着一个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个提兜，提兜里装着他的碗筷。我说，都啥时候了，早吃过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说，让来省城找你么？他听我说吃过饭了，一颗心放在狗肚里了。说是啊，是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我说，我是来报到的，来晚了……他看着我，连声说：先睡，都快三点了，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