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地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嗒、呱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副教授，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我作为临时救场的“替补”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课。我问讲什么？系主任说：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你替下来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这届学生底子薄，你只管放开……于是，我就这么“匆匆”上了讲台。

    说老实话，我并不“匆匆”，我是早有准备。

    没想到，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课，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最开初时乱嚷嚷的……现在，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开始，一看那么多人，我有点慌。可我记住了一句话，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他说，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我豁出来了，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临进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老周他五十九岁了，讲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东西。而我，讲的全是新东西。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沉默了三秒钟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吴志鹏。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不认识。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慢毒药”先生告诉我的。我说：同学们，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么？……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四零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