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香突然抬起头，像麋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颍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二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哭了。

    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

    据说，自苇香失踪后，老姑父与吴玉花不再打架了，也打不动了。村里人还以为两人终于和好了。可战斗并没有结束，两人回家后互相瞪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在吴玉花，那一眼一眼的全是鄙视。老姑父呢，那情愫就显得更复杂一些，有迷茫有恍惚还有悲凉。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看人都看花了，可他的内心仍……矛盾着。唾沫都吵干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几乎没有话。没有话的日子更为可怕。那就像是情感的灯油干了，熬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老大出嫁了，老二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个人的日子，一个在酒里泡着，一个在恨里泡着，就剩下瞪眼了。对外，两人还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凡有人来，吴玉花就“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找你呢。此刻，老姑父也会“嗯”一声，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默契。这时候，老姑父的伤残补助已增加到一百二十块了。这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卡仍在吴玉花手里攥着。老姑父喝酒也只有靠支书的身份了。可他老了，面临改选，那身份越来越不值钱了。有时，每当钱取出来的时候，老姑父也偷过两次，一次拿十块二十块的，可被吴玉花发现后，藏得更巧妙了。这几乎成了两人间的一种游戏，一个藏，一个找，四处翻着找。可二人之间仍是什么也不说，恼了的时候，就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恨恨的。瞪眼不算什么，这还算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那年冬天，村里改选后，老姑父不再是村支书了。可他的眼却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仅通一点路，几乎就算是失明了。

    老姑父常常一个人在村口的大石磙上坐着，闻着风里的声音，找着跟人说话。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时会给他搭句话，有时就走过去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怅然。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拄着一根棍子摸着走回去。

    那时候，老姑父曾托人给我捎过一个口信儿，说他“想听听国家的声音”。可信儿没有捎到（一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价值二十六块钱的小收音机）。拍着良心说，我不是找借口，我只是……等我听说后原打算要给老姑父治眼的，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当我定下心，要给老姑父治病的时候，我又……此后，说实话，我已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了。

    可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十多年的苇香却突然回来了。

    苇香回无梁，又一次造成了全村人的轰动。那是夏日的傍晚，苇香坐着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回到了村里，橘红色的落日映在那辆出租车上，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突然降临在村子的中央。

    那时候，老姑父拄着一根竹竿在村头一个废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