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尺子量过钱么？

    一百元的票子，一万一摞，摆在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单人床上，你知道一层能摆多少么？我告诉你，一张百元票，幅长一百五十五毫米、宽七十七毫米、厚度（将近）零点一毫米，大致摆满一层是六十万元。我整整摆了七层，七层还多一点，一共是四百二十八万。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还多）厚！

    这是我和骆驼南下后，用大约五年的时间，炒股挣来的钱……骆驼是天才，挣得要比我多。可骆驼从来不说具体钱数，骆驼对“百万”以上的术语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我跟骆驼是分别南下的。

    骆驼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好的：开辟两块根据地，“遥相呼应”。我们约定每晚九点准时通电话，不管身在何处，刮风下雨，这是铁律。至今，许多年过去了，我耳畔仍然响着骆驼像狼一样的吼叫声：“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开始的时候，是骆驼制约我。有时候骆驼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就像是思想喷泉一样，一个一个的思路不断地往外涌……连他的烟味都能从电话线的那一端传过来，咳咳咳的，搞得我不胜其烦，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他说：吊吊灰，我还没说完呢。喂喂……后来就是我呵斥他了。

    后来，他的电话染了“颜色”，就少多了。有时候，连我们共同制定的“铁律”也不遵守了。有一次，九点钟的时候，我一拨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今天不谈了吧？卫丽丽在这儿呢。我问：卫丽丽是谁？他说：我在香港呢。回头说。回头再给你说……还有一次，我一拨，他说：小乔在这儿呢。我又问：小乔是谁？他笑了：兄弟，怎么酸溜溜儿滴？哥哥不就这点事嘛。过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居然南腔北调？我脱口骂道：你他妈成“小虫窝蛋儿”了？！就现在。现在说。这是铁律！

    ……在电话里，骆驼闷了一会儿，说：谁是“小虫窝蛋儿”？

    ……我沉默，一声不吭。

    骆驼只好说：好吧。听你的，兄弟，就现在说。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一度很不适应。

    这个被人誉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这个被人蔑称为“洋盘”的外乡人不喜欢的。虽说不喜欢，但上海人的认真劲儿，还是把我给感动了。我先是租住在淮海路附近一条弄堂的尽头，门牌一百三十七号，一家石库门的阁楼上。这是一个杂居着七八户人家的小院落，楼梯很窄，上楼就要弯腰，头都直不起来。那时候，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阿婆们一张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的，我只装没听见……可是，院里这位代收电费、水费的阿婆，却一次次地爬上阁楼来敲我的门。她的账头极为精细，假若少收了一分钱，她一定会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钱，她也要不辞辛苦地爬上阁楼，退给你。说：侬，嘎无鲁（硬币的意思）。

    客观地说，上海人是优秀的。上海是一个充分契约化了的城市。哪怕你在街头小店里买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绝不掺假的。但同时上海人的灵魂用“旗袍”裹着，那是带颜色的张扬，也是一种促狭的、在“石库门”里憋出来的、叽叽歪歪的自信（大约，女人们过去常常隐在一个个“老虎窗”的后边，撇着嘴“侬呀侬”地偷着评判路人的缘故吧）。上海人的小气是女人们在庸常日子里一天一天“盘算”出来的，上海人的大度也是女人们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用削溜溜儿的肩膀一日一日“扛”出来的。所以，它的气场是阴性的，商业化的，是阴包阳，是以母乳为底，加南洋的风、水气和阳光共同铺就的绚丽。但它又是豁达的、开放的、承认并接受既成事实的，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