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洋火儿拾掇完曹军，浑身是血，他跨上车子，直接奔派出所自首。

    高考发了榜，有人中了状元，而状元却在大狱里改造。洋火儿的家人提溜着东西来看洋火儿，洋火儿统统不见，每次只把送来的吃的分给狱友，自己一蹲，闷闷地抽烟。狱里的洋火儿一样是拖地、扫地、生火、画板报。有时托狱里的头头从外面捎本书来看，一天一本，看完，就把书扔炉子里生火。几年下来，洋火儿读了几百本书，生了几百次炉子，画了几百出板报，也认识了几百个流氓。这几百个流氓里，多数都在揶揄洋火儿：出去就是个破鬼，看个鸡巴书！

    洋火儿出狱后，向朋友借了些钱，买了张火车票，也没跟家里打招呼，闷声去了广州。他常在狱里看报、看书，知道时候变了，北方人还蒙在鼓里，南方的油水却在慢慢变肥。

    洋火儿夜里到广州，出了车站，四下里黑黝黝，冷飘飘。洋火儿沿环市西路走，饿得肚子里勾火儿。走了二里路，火光渐亮，掏出兜儿里仅有的钱，在街边儿要了碗云吞面。广州盘儿小，面细，洋火儿呼噜呼噜吃了，汤干碗净，心定下来，肚子里却还是空。便又讨了碗肠粉吃。老板端过来，洋火儿吸溜吸溜吃了，身子才暖起来。洋火儿说，我没钱付你这肠粉了，但我实在是饿，你缺不缺下手，我给你打两个月的工，这碗肠粉算一天的工钱。老板从炉子里抽出杆铁条，说，没这么算的。洋火儿望着通红的铁条，笑起来，说，我现在颠儿了，你也追不上我，拿刀都没用。老板问，什么是“颠儿了”？洋火儿说，跑了，撒丫子溜了。老板说，跑了又怎么样，这一条街上全是我朋友，你跑哪儿去？照样打你。洋火儿说，得，我没理。抢到炉子旁，抽出火钩子，照腿上就一抽。大腿的裤子上被甩出一道儿红，月光倾下来，血肉绽开，亮晶晶的。洋火儿脸上绷着筋，瞅着老板，说，怎么样，够不够一碗肠粉？老板看傻了眼，扔了铁条，说，你北京人？洋火儿点头。老板说，你会干什么？洋火儿说，会生炉子。

    洋火儿在面摊儿干了仨月，吃了仨月云吞面。老板给的工钱不多，却给他找了地方住，房子虽破，但不要租钱。洋火儿省吃俭用，凑了些钱，便跟老板告别。去了西湖路灯光夜市，用竹竿撑起一个档口，开始倒腾裤子。那年月，西湖路灯光夜市还冷清，一两百个摊位，夜里人流亦不多，常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酒徒溜达。

    洋火儿第一天开业，无人问津，要收摊儿了，几个巴基斯坦的大胡子过来，拎起裤子，左翻右翻，捏在裤腰间，叽里呱啦连比画带说。洋火儿开始还耐心等，后来看他们有说有笑，还把裤子套脑袋上，就火了，说，孙子，你们玩儿我呢是吧！抢过去，夺过裤子，几个大胡子瞪着眼哇哇叫，洋火儿从地上抄起把竹竿，说，叫他妈什么叫，不买滚蛋！几个大胡子吓住，一边往回走，一边嘴里不停叽里呱啦地念叨。洋火儿扔下竹竿，心中颓丧。旁边一个倒腾蛤蟆镜的说，兄弟，给你提个醒，这么横，待不长久。洋火儿没言语，闷声收摊儿。

    一周的生意，冷冷清清。洋火儿开始想辙，先把人凑起来，再捞成本。于是买一送一，后来送二。摊儿前的顾客开始密起来。他又把裤子进行分类，工人、妇女、小孩儿、个体老板、外宾，这些人喜欢什么，统统分类，每类贴上标签，价格码好，清清楚楚。自己砌了块儿石板，在上面涂抹均匀，画一个今年最潮款的衣服模特，写几行标语。安一个大号电灯泡，那时西湖路灯光夜市摆个摊位，一个月三十元管理费，六元电费，相当于一个人半月工资。别的摊儿主看他安那么大灯泡，心里替他疼。

    人越来越多，洋火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密集，顾客朝他这摊儿瞄上一眼，他立刻贴上笑脸。临近80年代末，大批“北客”奔赴广州，“老人头”、意大利皮夹克、牛仔裤、喇叭裤、蛤蟆镜，甩下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