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这等焦虑。期末考的名次大大提前，已经到了正数二十名左右，这个成绩已经很让他满意了，毕竟相当多的一块精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他惊讶于自己成长的迅速，惊讶于自己口才的进步，遇到自己熟悉的话题，已经可以在宿舍夜谈会兵兵帮帮地和贺卫东等人较个高低。这种争论往往从要说出一个结果演变成要压倒一方的斗智斗勇。谢有盼开始有一些辉煌的胜利，在谈论农村阶级斗争的问题上，贺卫东等人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了。他既看得懂《政法研究》上一些深奥的法学论文，也能够欣赏“黄皮书”《苦果》里面精美的诗句，还在学院报上发表了几篇读后感，颇让同学们惊讶。

    跟着中央精神的节奏，政法学院的各项运动和批判工作突然多了起来。校团委，各系学生会和各种自发组成的学会，都把组织工作的重点向总结“四清”工作和“斗斯批修”工作偏移。在各种“揪资批修会”上，学院揪出了不少“极右”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还有几个反革命。前天还在讲课的一个根正苗红的法制史讲师，今天就成了“混入法律界的资产阶级特务”，据说是工作组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与在台湾的辅仁大学同学的来往信件。这个通知学生们没及时看到，大清早的仍然来上课，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研究生说以后由他来代课，被学生们轰了下去。从此，学校的教学工作彻底陷入混乱。同学们关注的焦点也从法律学习彻底转向政治学习。

    谢有盼和全宿舍兄弟都参加了团委组织的“揪资查反调查小组”，因为白希的同学——现任副校长帮忙，谢有盼的履历上家庭出身写为“革命军人”，因此顺利加入了小组。在团委的领导下，他们多次进入校办和教研室调查研究，揪出了不少有着资产阶级路线嫌疑的领导干部。谢有盼因为洞察力强，对发现的问题毫不妥协，亦敢于同反动权威们义正辞严地理论，因此备受组织领导关注，到了年底时，谢有盼已经是小组的先锋组组长了。他获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也获得了宿舍兄弟们的崇拜。

    和江南雨的再见面并没有想象中那般令谢有盼激动，不知是自己成熟了，还是她家庭成分的影响。这天是周末，参加完在天安门广场反对越南战争示威集会，谢有盼觉得脑子里乱哄哄的，晚上便不想再自习，上周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一直没看，干脆就晚上开夜车看完。刚在床上躺下，老六和老四就冲了进来。

    “老二！你怎么才回来？我们都回来一个小时了！”

    “我是走回来的，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你拉倒吧！有免费的公共汽车不坐，非要走着，搞什么资产阶级情调？”

    “出去出去，别影响我看书。”谢有盼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嘟囔着说道。

    老四“噌”地扒上他上铺的架子，推着他说道：“你知道么？晚上系会在礼堂破天荒的办了个舞会，说是为了迎接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新年联欢……高年级的学生来教低年级的跳集体舞，欢迎大家都去呢！”

    “不去！不会跳，也不想学！”谢有盼一把将他推了下去。

    “咦？这是政治任务，你怎么能不去？一个人在床上看右派的谬论，你这态度很不对头呀？下来下来，你不去我们觉得势单力孤，很多‘中上’成分的女同学都去了，咱革命后代可不能落后啊……”

    谢有盼拗不过这两个不知疲倦的家伙，反正也看不下去，跳舞又是个新鲜事儿，就扔下书一同前往了。

    礼堂的走廊上被圈出了一个舞池，周围摆了两排椅子，足足有两百多人挤在这里。一个唱片机放在角落，发出悠扬的音乐。谢有盼长这么大从没有进行过任何有韵律的运动，对跳舞简直毫无感觉，比划了半天，最终决定放弃，因为老六说自己根本不是在跳舞，而是在耕地。谢有盼对此并不以为然，跳舞又跳不出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