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了吗？”

    “没有，跑得那叫一个快啊，”我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个儿的木榔头，敲女生脑袋。”

    “禽兽啊。”

    “所以特别提醒你，没事早点打烊回家，最近这一带不太平。什么发财狂，露阴癖啦，恋物癖啦，尾行啦，我都见识过。有些比较温和，但敲头肯定是危险的。”

    “这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不一定撞得上。”

    “统计表明，只要你不够谨慎，撞上变态的概率就会以几何倍数增加。某种情况下简直是必然会遇到的。”

    “具体来说？”

    “这就说不清楚了，杀手各有各的习惯。不过，单身女性，无人的小巷，深夜，似乎是必要条件。有时候一些小举措会引起杀手的欲望，比如你正好穿了一双红鞋啊，戴了一条蓝围巾啊，这就是充分条件。”

    “只要有那口井，就一定会有人推你到井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她举着报纸，闲闲地说。

    “正解。”我说。

    直到黄昏，她说她得出去一会儿，让我在店里等她。我说没问题，等她。

    她不在时，我往唱机里放进《Love life》，第一首歌“Lady killers”，欢快极了。依序听下去，我靠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茶，觉得这样也不坏。这张唱片我始终是用耳机听的，头一次在音箱中播放，在无人的咖啡店里，有点像裸奔于阳光下的孤岛，既安全又惬意。我从书架上抽出托洛茨基自传随手翻看，这本书已经被我翻了很多遍，因为足够厚，从来都没有按顺序阅读过，从来都是跳着看，看了两年多，有关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他的个人感悟都是支离破碎的。

    翻开一页。托洛茨基说，他可以预料到革命的走向却无法预料到自己会在冬天打野鸭的时候冻伤了脚。我有点发愣，扣上书，放回原处。又想是不是该把这本书偷回去，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托洛茨基的人生早就归于尘土，斯大林也归于尘土，连同整个苏联帝国，这其中已无任何可资学习的人生经验，甚至错误的部分也不能称之为教训，仅仅是一种错误而已。

    就像一口井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