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没有任何车站的标志，沿着道路全是掘开的土，行道树像经历了暴风雨般齐刷刷倒下——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开玩笑的，别当真。”

    沿着低矮的建筑工地围墙向前走，我一再地跨过倒毙在地的树干和枝权，透过墨镜，看到一个深绿色的世界，阳光被过滤，整个像暴雨来临前的景色。

    按照独眼瘫痪的指路者所说的，我走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儿的墙上没有通常写着的“男”和“女”，而是两个杀气腾腾的大字：拆，拆。走到了第五街上。街景荒凉，好像西部片里的某个场景。有个杂货店在街口，已经被敲掉了半堵墙，还在坚持营业，柜台里坐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少年。我买了包烟，问他：“前面是筒子楼吧？拆了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

    无论如何，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保持冷漠是个好习惯，你犯不着对一个照顾你几块钱生意的人太热忱。我拿了烟，一边抽着一边往6号那边走，直走到场子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看我的墨镜。

    我说它是场子，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居民区了，里里外外堵满了人。小区被一道并不是很高的水泥围墙拦起来，有一扇铁门可供出入。这会儿人都堵在铁门口，另有一部分站在街上，背对着我，拦成人墙状。在人墙对面的五十米外，同样浩浩荡荡的拆迁队，金戈铁马，战旗飘扬，肃立在阳光下。

    我没时间多看，挤开人群，穿过铁门向里走去。小区里站满了人，看这架势很快就要开打。我数了一下，一共八幢筒子楼，都是建造于六七十年代的房子，其外形和咖啡女孩的住所非常相似，只是格局小了点。由于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地上全是碎砖乱瓦，围墙破了几个大洞，各处都刷满了“拆”字。有一个柴油桶里正在烧橡胶轮胎，我所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