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朋友还是仇人？”

    “……”又是喉咙里的声音，但这一次大家都听清了，他想说“仇人”这两个字。

    周奉天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说完，他走到旁边去了。

    土匪的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声响，陈成凑过去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好像他说了“车站”两个字。陈成始终没有弄懂，是哪个车站，车站上又有什么。

    过了多少年，陈成一直在想，人在生命即将离他而去的时候，想得最多、最渴望得到的是对他生命最宝贵的东西。难道车站有他的生命？

    跟着土匪同来的几个人，跑得只剩下一个了。这是一个少年，眼神里既有恐惧，又有仇恨。

    周奉天把少年叫过来，指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土匪说：“你想救他，让他多活几天吗？”

    少年迟疑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那就快去派出所报案。他们在枪毙他之前，会给他治疗的。”

    走出小树林时，宝安的衣兜被树枝挂住了，小八音盒掉在地上，盒盖打开，小天使跳了出来。接着，在寂静的树林中，回荡起和谐而安详的安魂曲的旋律。

    月亮还是那么圆、那么亮，低垂在头顶上，跟着他们走，看着他们的脸，看得他们心慌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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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社会各阶层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隔阂？人们积极造反的那种热情究竟从何而来？

    对这些问题，段兵苦苦地思索着，他用了半年的时间细读了《资本论》，收获颇丰，但对上述问题，仍是不得其解。

    虽然没有答案，他却发现自己的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他不再为阶级敌人的种种复辟阴谋而愤激；对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大批判文章，他也感到拙劣浅薄得可笑。而当前最时髦的政治，是那么荒唐、庸俗、令人生厌。

    刘南征已和他疏远，整天忙于洗佛爷、打群架；安慧欣也离他而去，成了溜冰场上的皇后；只有和陈北疆还能谈得来。他佩服陈北疆的敏锐和透彻，佩服她那种胜过男人的意志。

    那天，他和陈北疆议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们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题为“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质问”的文章，复写了几份，趁着夜暗，贴上了北京的街头。

    当贴最后一份时，出事了。当时，他们正在西四丁字街附近往一面墙上刷糨糊，突然被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三司的一伙人围住了。他们是在西单看了段兵和陈北疆的小字报以后，尾随他们而来的。

    “抓住他们！他们是现行反革命！”一个戴眼镜的男大学生拼命地喊叫着，指挥着人们张牙舞爪地扑上来。

    “怎么办？”段兵看了陈北疆一眼。

    陈北疆竟然笑了，她平静地说：“你冲出去，你个子大，会打拳，能冲出去。中国就咱们这两颗火种了，不能都灭了。”

    段兵也笑了，但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人越聚越多，紧紧地把他们围在中间。

    “你说谁是反革命？”段兵理直气壮地质问戴眼镜的大学生，并一把揪住了他的脖领子，几乎把他提离地面。

    “就是你，还有她，那个女的。你们攻击‘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大学生一点也不示弱，“走，到卫戍区去。”

    “走就走！”段兵猛推了大学生一把，和陈北疆一起领头向北走。后面，押解的和尾随围观的有近百人。

    没走出一站地，迎面碰上了十几个穿军大衣的人。他们戴着大口罩，帽檐压得低低的，仅露出两只眼。看见了段兵和陈北疆，他们站住了。为首的一个人问押解的大学生：“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