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拣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焐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拣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的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了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与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象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连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