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着办吧。

    冯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就是个学杂工了。做杂工没关系，什么都有个开始。她静静地苦，跟恩娘学的持家本领真好用，打开门，出来的陆家孩子们一个顶一个地体面。一天婉喻跟校长在楼梯上碰上。她说她读过师范二年级，国文和数学都教得好。校长从来没听过谁的自我介绍比眼前的女学杂工更简短清晰，并且被宣读得如此安静。一个星期后，这所中学里出来个叫冯婉喻的代课老师，什么课都能代，连体操都能代。

    婉喻从来不跟她的孩子说她怎样含辛茹苦。孩子们只看见她一夜抽出多少烟头来，为了读俄语。学校缺俄语老师，会了俄语可以从代课老师转正。她在用一年零八个月通过俄语资格考试时，陆焉识再次被减刑。减过的刑叫做“无期”，她对孩子们解释。婉喻为了这个“无期”带着孩子们庆贺一晚上。“无期”有无数好处呢！“无期”也可以理解为不定期，不定期就说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识的释放日，为什么不可能呢？可焉识被“无期”带到几千里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缩在又潮湿又阴暗的监房里，夜里翻身必须喊“报告”；“无期”意味着动作的自由。大得没边的大荒草漠，总是够你动作的。

    就在焉识走到场部礼堂大门口的时候，二千五百公里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面一小块梗起。恩娘去世的时候，把这个项链给了婉喻，心形的坠子里，一张小照褪色了：十九岁的焉识和十八岁的婉喻。算是两人的结婚照。焉识登船去美国前照的。婉喻心里怎么会装得下别人？跟照片上翩翩的焉识比，天下哪里还有男人？她突然间想，不知焉识此刻在做什么。

    焉识在场部礼堂门口拍打浑身的雪粉。礼堂没有门，观众的入口挂着厚草帘子，一撩，才发现“门”在帘子里面，“门”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躯体挤在一块，竖成了一扇“门”。这个“门”不像一般的门，它无法打开。老几的身体穿墙凿洞地往里进。整个礼堂挤成了实心的，每平方尺地面都站着人。

    有人呵斥他，挤你妈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几想，人们把电影都看这么熟了呢，还在这里玩命受罪地挤。又有个人呵斥老几：还有五分钟就演完了，还拱什么拱？！老几觉得好幸运，这趟跑值了，还有五分钟可看呢！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黑影子。他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老几摸出店主卖给他的馒头，拉拉男孩，问他肯不肯出让凳子。男孩先是嫌他讨厌，用脚踢他，但一看见馒头，马上爬下来。

    老几站到两个凳子上面。一个老杂耍演员，靠着信念和渴望维持着平衡。老几的大个子比人高一头，从他的高度看出去，视野完整。现在银幕上是几个男的，都是首长，像所有首长一样迈方步，说起话来东指西指。终于出来了一群女人，戴着江南水乡的围裙。老几从一个女人盯到另一个女人。他的丹珏该是卷头发，该是细条条身材，该是用眼睛说话的……他的目光来不及似的在几个女人脸上找，脑子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感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他裤脚，越拽越狠。这时银幕上的人都没了，稻田、公路都没了，换成了一间白亮亮的实验室，窗前站着一个白大褂飘飘的女子，只是背身站着。女子拿着个玻璃瓶，朝观众转过身来。男孩在下面扯他裤腿，捶他脚趾头脚孤拐，老几随他捶打，一脸都是眼泪。老几发现自己在呜呜地哭。泪水已经弄得他什么也看不清了。

    他的呜呜大哭把男孩唬坏了。谁见过一个老头像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痴傻地看着老几站在两个凳子的顶上，哭，哭。老几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场了。从他身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