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小了。后来很长时间，我祖父都是那样走路，好像路不够他走的，上海不够他走的。他不仅有了草原人的松散大步，也有了草原人张望的特定方式，那种摆放眼睛的特定方式，似乎一举目就要看出去好几十里。他走到西宁城东北边一个小村镇。漆黑的房子都是土垒的，一个小学校有三间房子，门没有锁，土坯桌椅反正没人会搬走。

    他躺下去的时候发出很响的一声“嗯”，躺下后开始想婉喻。这一会儿他才有心思把婉喻好好想一想。这是纯粹的黑，纯粹的静，都让他满意，这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敢想的时候。他想婉喻多么傻，从来没有发现她的焉识有多么浪荡，从来不追问笔记本里一缕栗色头发的主人是谁。抗战期间，韩念痕那个女人在焉识身上留下了多少可疑处？婉喻从来没有追究。也许为了婉喻的懵懂无知，他急于见她，给她一个发落他的机会。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校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婉喻很艳的眼神让他小腹抽动，着急上火。他早干吗去了？搁着那么艳的婉喻，不去好好地开发；他和她之间该有多少开发的余地？

    陆焉识就像一失足掉进睡眠那样，所有的思绪戛然而止。这种睡眠连梦都没有，犯人要不就不睡，一睡就死。我祖父就掉进了这种等于死的睡眠。就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把自己的亲人害成了什么样。

    冯婉喻和冯丹珏此刻对面而坐，之间隔着八仙桌。上海的初冬在她们的毛衣里，夹袄里，骨头里，在湿一团干一团的地面上。刚才冯婉喻吃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到里弄的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要她老老实实，把逃犯陆焉识的消息及时汇报。居委会主任还给冯婉喻介绍了一个榜样，隔壁弄堂一个女人就检举了自己的堂哥，结果帮人民政府除掉了一个美蒋派遣特务。刚回到家里的弄堂口，传呼电话又叫冯婉喻接电话。电话是我父亲冯子烨打的，怒气冲冲，问母亲有没有“那个人”的消息。“那个人”一听就是，“那个老东西”，“那个害人精”。我父亲还把给了他一半生命的陆焉识叫做“人”，纯粹看他母亲冯婉喻的面子。

    现在冯婉喻又回到八仙桌旁边，端起碗，又放下。泡饭冰冷，肚子里更冷。冯丹珏坐在她对面。母亲感谢小女儿的无话，再有一句话她就会崩溃。而我祖父对于这些全然不知。他那种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能把白天的屈辱劳累都抹杀干净。并且不再是个斯文人，凶猛地打鼾，假如凑近看的话会看见他鼻子里长长的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唇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你要是看见我祖父年轻时的牙齿就好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

    陆焉识是在凌晨四点钟突然醒来的。这个钟点是他上路以后根据鸡鸣估摸的。他就是要自己这时醒来上路，在一个礼拜之内到达某个县城。他在打如意算盘：先给婉喻写封信，约婉喻出来和他会面，见面地点可以在上海和西北之间的某个小城市。然而他不知道婉喻一夜都没睡，白白地躺了八小时，白白地浪费了两粒安眠药。她在党委副书记跟她谈了话以后就悄悄干了一件事，把一份入党申请书烧掉了。副书记的话让她看到自己多么痴心妄想，多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没有焉识的事变，她还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挑得浑身劲头呢。焉识的事变才让她明白她是谁，是“敌属”。她忙得头头是道，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表扬，家长们不惜请客送礼要把孩子转到她的班级，她便以为自己多少跟别人一样了，挤进共和国了，原来“组织”从来没把她正眼看待过。她能混到今天，是因为“组织”有个阔大无边的胸怀。婉喻看着申请书上的娟秀小楷被烧得疼痛扭动，变形变色，由黑的变成了白的。她把字迹的骨灰倒进一个杯子，冲上水，当偏方喝了下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