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砂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听日本奶粉举到他鼻尖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贸易不分敌我，商机高于一切。尤其日本的黑市贩子，冒着被自己国家处死的危险，把奇缺的货品走私给中国贩子，再曲径通幽地走到念痕这样官派的走私物品采购员手里。有一次念痕把焉识叫回寝室，让他往竹床下探头。床下搁着一个纸板箱，拖出来，里面装着二十多个松花蛋和半截宣化火腿，还有一袋干鸡棕菌。那时暑假刚开始，她建议就用那两天过大年，一天算年三十，一天算年初一，到了真过年万一又让日本人截断了什么线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年货。

    念痕的噩兆在当年年底应验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重庆通过滇缅公路、取道河内从香港取得的物质补给就不再可能。念痕在学校越发成了红人，她的走私贸易已经织成一张大网，几乎什么都可以买来，烟、酒、布匹、皮鞋、西药，随便你要什么，只要时间和价钱上不限制她。她还组织几个教授眷属和学生会一块在校园里开了荒，只是茄子下来全校都要吃茄子，都要被茄子吃倒胃口，而收获扁豆的，师生们又把一生的扁豆定额都吃超。这一年，迁到重庆的教授等于都受了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膀。而能吃到这样的“红烧蹄膀”的，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一人，因此他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