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了，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刚从家里走到弄堂口，准备去买自由市场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资比过去少了一半，她在任何花销上都争取省回一半的钱来。传呼电话间的老头儿已经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小青年冲婉喻叫了一声：“冯家姆妈，××信箱有信来！”

    婉喻从快要拐弯的地方折回，解放脚步伐飞快，她怕小青年会再叫出第二声“××信箱有信！”全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冯家姆妈跟那个神秘的“××信箱”有着羞于提起的紧密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冯家姆妈几十年走在光天化日下也像走在人家的矮檐下。

    婉喻拿着信赶紧往回走，买便宜蔬菜就没那么要紧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上楼、开门，为自己找好座位。信的厚度让她猜想它的内容，是不是又寄来了剪报。刚坐下她想起还没有拿拆信的刀，又站起身。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把陆家祖传的拆信银刀，刀柄包了一层纯金。焉识最后一封信是一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到达的。那个星期日冯子烨两口子带着孩子们来吃饭，看到父亲的信里夹了一份《自新日报》，上面登了张陆焉识在大群犯人面前演讲的照片。子烨看一眼母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姆妈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四清’运动单位里那么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头子来往都讲不清楚，不要说还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来的。这个老头子逃跑的时候只图自己痛快，想到姆妈你吗？想到我们小辈吗？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要跟他拎不清！”

    婉喻说：“我又没打算回信。”

    子烨还想说什么，他老婆给了他一个眼色，下巴向小女儿微妙一歪。子烨把话咽了回去。

    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怀疑我在偷听我父亲冯子烨和我祖母的谈话，因为她观察了好几次，只要这类议论一发生，我就停下一切响动和动作。五岁的我确实觉得这种议论奇怪，爸爸和恩奶之间的长幼关系颠倒了；爸爸对恩奶那种老三老四的口吻让我疑惑和害怕。

    那一次婉喻答应了儿子，一定为他的政治前途负责，不再给陆焉识写信。

    冯丹珏看了父亲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说：“姆妈，爸爸这么老了，卖相还可以哦？你跟爸爸感情老好的吧？”

    丹珏这样说时带一点调皮的浪漫，还有羡慕。丹珏注意的是她缺少的东西。她几次断言，父亲一定是为了母亲做逃犯的。他以为新社会还跟旧社会一样，暗藏在一个地方没有警察查户口，没有居委会阿婆的侦探，他可以在暗中跟妻子白头偕老。假如有个为她冯丹珏冒生命危险逃出监狱的男人，她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此刻婉喻在转弯即撞墙的小空间里转，就是找不到那把拆信的刀，两脚都转酸了。这么多年因陋就简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她拆信的习惯。尤其拆焉识的信。他到美国读书，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恩娘的名字，有时候恩娘要奖赏一下婉喻，把那把精巧之极的银刀递给婉喻，让她拆开信封。

    实在找不到刀了，婉喻回到椅子上。她觉得这把刀的突然失踪是个幽暗的兆头。她摸着信的厚度；它超常的厚度让她破了多年的例，用手把信封的封口撕开。她小心地在角落上撕了个小洞，将小指头伸进去，想让细长的小指起到那把银刀的作用，但信封的纸太劣，纸又干燥，她的小指刚一动，一道裂纹斜着从一个角扯到另一个角。这是个完全黑暗的兆头。

    紧接着从信封里落出一张公文纸张，不用打开婉喻就看见了洇到纸背面的红色印油。一个公章。

    公文是离婚协议书，上面有一个领导的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