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刑于×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落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你干什么？用不着的！”

    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