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候起我就觉得，过年这回事，只有在等待的时候，才最像是过年。心里涨满了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以为到了正日子，所有这些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都会翻倍的。可是大年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就发现它们全都在除夕的睡梦中消失了。我不甘心，我非常不甘心。那时候我是一个执著的小孩，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力地把枕头翻起来，紧紧地抓着那几个红包，眼睁睁地，一边告诉自己所有那些喜悦都会在打开红包的时候从天而降，一边就这样看着它们静悄悄地停泊在不远处。可就是隔着一层玻璃，没法对着我从头到脚地用力泼过来。

    可是我不能告诉妈妈说，我其实不喜欢春节。我必须挥舞着那几个红包，跳下床去跟每个人说“过年好”，必须用力地跟每个人拥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会堆出一副很严重的表情，问我：“南南，你怎么不高兴呢？”——爸爸，妈妈，小叔，姐姐，更久远的时候，家里会有更多的大人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十个吧，那是我们家每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似乎我不高兴是件特别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就一定是有坏事发生。妈妈就会头一个盘问我：“南南，是不是作业没写完啊？是不是在学习里被老师骂了？”……时光流逝，妈妈的问题变成了“南音，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到了现在，终于变成了：“你跟苏远智吵架了对不对？别骗我，妈妈是过来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为了不负众望，我变成了一个总是很高兴的人。不过，我就在这个竭力让自己高兴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找寻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快乐。我想哥哥是对的，我天生就热爱起哄。哥哥总是能把很多事情都总结得特别恰当，所以我觉得，他就应该做一个老师，虽然他没有小叔那么有学问。

    她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你老公，是不是也很可爱？”

    “我掐死你！”我镇定地说，然后迅速地把手伸到她后颈上，看她一副比我更镇定的样子，就明白了她完全不打算跟我在这个时候笑闹着厮打。“我嫁一个可爱的男人天经地义，可是有的人，凭什么呀？”

    她似乎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雪碧，你跟着我姐姐学坏了。”这下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一瞬间看到我们的阵营里又多了一个同盟。

    姐姐的嗓音从楼下毫不含糊地传了上来，“郑南音，又是你的快递！赶快下来拿！”我一边跑，一边想：她声音真好听，尤其是抬高嗓门的时候，更是清澈。也不知道“热带植物”当初常常跟她吵架，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儿关系呢？

    妈妈把旧餐桌支在了客厅里，这餐桌已经用了很多年，跟着我们搬迁了好几次，就算我们为了搬家新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的新餐桌，但是妈妈还是舍不得丢掉她的老伙计。她说，在这张可以折叠的圆桌上擀出来的饺子皮是最好的。所以这张旧桌子现在变得很清闲，只是为了擀饺子皮而存在的，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懒得跟人解释那么多的元老气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家还是太新的缘故，饺子馅的气味闻上去没有过去那么强大和毋庸置疑。面对簇新的坏境，连这香味都在认生。

    北北穿着一身臃肿的绒线套装，橘色的，像个登山运动员那样威武地站在学步车里面。她越来越胖了，小小的脸蛋儿几乎都要垂下来。我每次看见她，都有种冲动，想把那两个水嫩的脸蛋儿替她扶上去安得牢靠一点儿。此刻她聚精会神地拨弄着学步车上那几颗彩色的木头珠子，眼神专注得很——北北就是这点可爱，那对细细的眼睛像是被日益膨胀的脸越挤越小了，因此只好拼命地做出很有精神的样子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我过去也总是跟着姐姐说北北长得丑，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