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天杨，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个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一屋子的甜香。奶奶听着我元气十足的哭声，愉快地想：女孩子属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产过程是顺利的。那疼痛足够让我妈妈这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记住生育的艰辛，又没留下恐惧的印象。夕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很安详地进来，我想那个场景没准就和里媚兰生产的镜头差不多。妇产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阳下眯着眼睛看我像条红色小昆虫一样蠕动，直到她听见那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护士的惊呼，还有手术器械慌乱地掉在盘里的声音。血从我妈妈那个苍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体里喷涌而出，像日出一样生机勃勃。这场景于是由变成了《急诊室的故事》。于是，我妈妈死了。

    后来父亲就离开家，参加了援非医疗队。经年累月地游荡在那块遥远又苦难的大陆上。什么病都看，甚至给女人接生，还给一个中非还是西非的很着名的游击队首领取出了肚子里的弹片。这些都是爷爷跟我说的。我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住，爷爷每年会从新华书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图，告诉我爸爸现在在哪个国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马里、索马里（我总是把它们俩搞混）、刚果、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当然还有刚果河、东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时候会在爷爷抱着我看地图的时候叹一口气，“他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儿媳妇的命给弄丢了。”还好奶奶不是一个像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的女人，奶奶永远端庄而安静，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每到换季的时候都买回来一块新衣料。

    我就是在儿童医院里长大的。我家的楼离住院部只有一墙之隔。我喜欢看人家晒中药，药草铺在石板地上，散发着一种香味。我也喜欢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很清澈很凛冽。于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门口，面朝着晒中药的空地，这样我就可以闻到喜欢的两种味了。直到爷爷从里面走出来，带我回家。我们家的人都是医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死的时候是医学院的研究生，一个单调的家庭。所以我小时候最讨厌人家问我：“天杨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也当医生吧。”我恶狠狠地说我才不。我倒是没说错，我没当医生，我当了护士。而且就在这间儿童医院，成了爷爷的同事。现实令人沮丧，不过我们都该知足。

    没错，知足。这是我每天走在那条熟悉到烂熟的路上去上班时告诉自己的话。下三层楼梯，推开单元门，右转，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地在这条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设法地拖延时间，以便在进家前吃完手里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脏东西”。初二时我在这条路上的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现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这条路上，往事扑面而来。实在不是我滥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经过它。要不是因为我在另一个地方念过大学，恐怕这条路就会像我的一条胳膊或腿一样理所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很容易就会失去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记了还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学是在上海念的。那时我像所有十八岁的、虚荣且天真的女孩一样爱上了那里的繁华。是医学院，护理系。实习时第一次穿上护士服就引来一片惊呼，那是互联网开始蓬勃的时候，因此我拥有了一个网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毕业了，天使也得蓬头垢面地准备绝无胜算的考研，一脸谄笑地准备注定碰壁的求职，目光凄楚地准备理所当然的失恋。我很幸运地把这三种滋味一一品尝。身心疲惫的时候，奶奶打来电话说：“回家吧。”于是我知道，除了家，没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愿地接纳我——不管我自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诉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谁都能做的。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空气永远污浊，天空永远沉闷，冬季永远荒凉，春季永远漫天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