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皮短发，而是一色儿的类似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华——这个词的代名词是寒伧。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掉妖娆本色，一律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发髻盘在脑后，还随意地插上一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韵味。刚来的时候，她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亲口中，她都是旗袍的最佳代言人。按我父亲的说法，“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务。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终究是太扎眼了，杨太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另一个令其他女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特色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大家后来才知道是她夫君不孕。在我眼里，那时的女同志过的日子可谓暗无天日、毫无享乐。如果说她们“猪狗不如”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除去一应日常开销，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自己都十岁了，父亲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她竟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连其本人和夫家都仿佛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造访。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自家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就格外养眼，姹紫嫣红；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散布浓荫。那时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芦花鸡在家里的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候身手敏捷，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也粗了，鸡在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天不亮就要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把老大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而去，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奔菜场。杨太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琐事，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她沿着屋檐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有板有眼，举手投足间俨然透着练家子的气派。在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个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终止了。因为她先生的关系，她跟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极无聊的科室搞校对。杨太太不但没融入赤色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极抵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头的，据我父亲说是“贵妃醉酒”的那一套，凤冠霞帔，大红锦缎，当初被极其醒目地别在她家迎门的中堂上，旁边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亲曾有幸目睹杨太太的舞台风采。那是庆祝国庆的大院自办晚会上，秦社长拉京胡，杨太太登场，表演了一段霸王别姬，台上那摄人魂魄的气势和哀婉的唱腔让一大堆门外汉报以热烈掌声。父亲直到去年还在学虞姬抖袖的样子，“手颤了几十下，不疾不徐，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