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什么。”

    “我看你是没在挖什么，”神父又一笑，逗逗少校的样子。“你该知道，我们活着的人不应该占这些尊贵死者的便宜，把打搅他们安息的东西藏在他们身边。”

    真有意思：英格曼的中文应该说是接近完美的，但怎么听都还是外国话。是异族思维系统让他用中国文字进行的异国情调的表达。

    戴涛站起身，左肋的伤痛给了他一个面部痉挛。英格曼神父担忧地看着他。

    “是伤口痛吗？”神父问道。

    “还好。”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看了一眼墓园，以庄园主打量自己庄园的自负眼光。然后他把躺在墓里的七位神父向戴涛介绍了一遍，用那种招待会上的略带恭维的口吻。戴涛迫于自己将要提出的请求，装出兴趣和耐心，听他扯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西方人很傻，跑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到这里来葬身？”英格曼神父问。

    戴涛哪有闲心闲工夫去琢磨那些。

    “你上次跟我谈到，你们的总顾问是德国人法肯豪森将军？我对他是有印象的。”他对着自己心里的某个突发奇想短促地笑了一声。“音乐是灵性的产物，哲学和科学又建筑在理性基础上，德国倒是盛产这三种人：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军事也理性化到哲学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法肯豪森将军并不是个好军事家，而是个好的军事哲学家。也许我很武断……”

    “神父。”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以为他要发言，但他马上发现少校刚才根本就没听他那番总结性漫谈；他等于一直在独白。他沉默下来，等待着，尽管他大致知道他要谈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少校说。

    “去哪里。”

    “请你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你走不远的。到处都是日本兵。南京城现在是三十万日本兵的军营。假如你带着武器的话，就更难走远了。”

    “我没法在这里再待下去。”戴涛想说的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地下车库里，还没死就开始发霉腐烂了。首先是精神腐烂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英格曼问道。

    戴涛奇怪地看他一眼。“河北。”他回答。他父亲是从战火里打出来的老粗军人，身上十几块伤疤，连字都不识多少，想升官只有一条路：敢死。他的长兄和他都是军校毕业生，两个妹妹也嫁给了军人。他的一家是有精忠报国血统的。但他只愿意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神父。

    英格曼神父似乎看到了英气逼人的少校的血统。因为他接下去说：“我看出你和其他军人不一样。很多中国军人让我看不起，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霸占女人。”

    “您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我们一会儿谈它，好吗？”神父说，“你成家了吗？”

    “嗯。”这个回答更简短。

    “有孩子？”

    “有一个儿子。”说到儿子，他心里痛了一下。儿子五岁，成长的路多漫长啊，有没有他这个父亲会陪伴他呢？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英格曼神父说。

    老神父的声音里一下子充满那么多感情，引起了戴少校的注意。

    英格曼神父突然看见戴涛一边嘴角发白。一定是长了口疮。中国人把它归结为心火太重。美国人归结为缺乏维生素引起的免疫力下降从而被病毒感染。看来中、美两国的诊断此刻都适用于这位少校。那个长口疮的嘴角和另一个嘴角不在一根水平线上，因此他的嘴轻微有点歪斜，否则这张微黑的、棱角分明的脸庞应该更加英武。有这样脸庞的男子应该文可著兵书，武可领兵作战，但英格曼不能想象人类进入永久和平后，这张脸上会是什么角色的面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