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O一年十月七日，中国男足终于实现了冲进世界杯决赛的历史性突破。那天晚上，球场内外一片欢腾，人们积淀了四十多年的世界杯之情在这一刻迸发，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激动地宣布：中国足球写入了新的历史。

    杨帆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每个宿舍都有电话，一栋楼只有一部，在一楼传达室。一栋楼住了一千多人，他们的亲友只能通过这一部电话找到他们，于是这部普普通通的国产电话机便肩负起不平凡的使命，从就职之日起，几乎没歇过，除了响铃，便是攥在某个学生的手心里，或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原本黑色的机身，现在都磨白了，因为有些人说话喷吐沫腥子，话筒说话那端已经有了异味，在意的学生打的时候，把话筒离鼻子和嘴一拃以上，喊着说。学校并没有为此更换新的，除了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也知道换了新的用不了几天还得有味儿，所以仍让这部电话机服役，二十四小时为学生服务。

    有些家长知道想把电话打进来比打市长热线还难，所以没什么急事儿就不打，而杨树林却有一种锲而不舍地精神，自己在家待着无聊了，就以降温了、刮风了、闹流感等事件为借口，打电话让杨帆加以防范，但每次打的时候都占线，于是杨树林举着话筒，不停地按重播键，导致该键磨损严重。四年后，当杨帆家换电话机的时候，这个键已经凹进去了，别的键还都鼓着。等到子夜或黎明时分，电话就打进去了。往往这时候，温度都回升了，风也停了，流感改猩红热了。

    杨帆经常在三更半夜被楼下的老头通过传呼器叫醒，迷迷糊糊地下了楼，拿起话筒，以为杨树林有什么事儿，杨树林在电话那头说，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干嘛呢。

    杨帆说，这个时候除了睡觉我还能干嘛。

    杨树林说了一些让杨帆照顾好自己的话。

    杨帆不耐烦地听了一会儿说，以后别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你不睡觉啊。

    杨树林说，我也想睡觉，可别的时间打不进来。

    杨帆说，那就别打，电话费又不报销。

    杨树林说，天亮了，我不是想嘱咐你该加衣服了嘛。

    杨帆说，那你就大半夜地打啊。

    杨树林说，不仅仅是这事儿。

    杨帆说，还有什么事儿。

    杨树林说，还想告诉你，晚上睡觉多盖点儿，别冻着。

    杨帆说，我在被窝里睡得好好的，非让我爬起来接你电话，冻不着才怪。说完打了一个喷嚏。

    杨树林说，那你赶紧回去接着睡吧。

    杨帆说，下回没事儿别打了啊。

    杨帆半夜被电话叫醒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不乐意，因为有时候陈燕会在这时候打来电话。陈燕考入北京的另一所大学，两人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进展，已逾越两人当初在电影院做那些事情的阶段。

    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俩人的家长都不在家，杨帆和陈燕串门频繁，不仅加深了接触，也加深了感情，水到渠成，走到了一起。

    接陈燕电话的时候，杨帆精神抖擞，困意全无，两人能聊到该上课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杨树林在，每次两人打电话都不能尽兴，现在可以敞开打了，但每通话一次，都少吃好几顿小炒。

    每到周末，杨帆便找各种理由不回家，要么班里秋游，要么去敬老院打扫卫生，或者开运动会。有时候是真有活动，有时候是因为去陈燕学校找陈燕，或者陈燕来学校找他玩，有时候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不愿回家面对杨树林。

    到了元旦，杨帆依然没有回家，理由是，快考试了，得复习。杨树林只好一个人在家过元旦，看了会儿晚会，没意思，便关了电视，屋里一点儿动静没有，感到有点儿寂寞，想了想，拿起电话，给杨帆打，但一直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