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一个人能独霸文坛吗？有饭大家吃，有衣众人穿，你让我退，我偏要进！”

    老师，听了您这段轶事，我一口气灌下去半升葡萄酒，激动万分，连十个指尖都哆嗦；周身热血沸腾，双耳红成了牡丹花瓣。您的话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像一阵庄严的呼啸，唤起了我的蓬勃斗志。我要像当年的您一样，卧薪吃苦胆，双眼冒金星，头悬梁，锥刺骨，拿起笔，当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

    老师，听李艳讲了您当年的轶事，再回头看您给的信，我感到又难过又失望，您在信中劝我的话和王蒙当年奉劝文学青年（包括您）的话何其相似乃尔！这令我万分痛心。老师啊老师，您可千万不要学那些无耻的小人，刚刚扔掉打狗棍，就回头痛打叫花子。想当年您瘦得像只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老师，您也是在文学小路上艰难跋涉的苦出身，千万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那样，您会失去我和成千上万文学青年对您的爱戴。

    老师，昨天夜里，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这篇小说，属于“严酷现实主义”的范畴。我写这篇小说，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如果有刊物敢于发表，必将产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效果。今随信寄上，请老师大笔斧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老师不必怜香惜玉进退维谷，更不必投鼠忌器左顾右盼，有什么看法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竹筒倒豆子，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之一。

    《肉孩》阅罢，如老师认为已达到发表水平，请您给找个婆家嫁出去吧。当然，我知道现在去火葬场烧死人都要靠关系，何况发表小说？所以，老师您尽管大胆去攻关，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一切费用由我报销（别忘记开发票）。

    老师，“肉孩”是我苦心经营之作，还是寄给《国民文学》为好。我的理白是：一，《国民文学》是中国文坛的领袖刊物，领导着文学新潮流，在该刊发一篇，胜过在省、市级发两篇。二，我想采取“猛攻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迅速拿下《国民文学》这个顽固堡垒！

    敬颂大安！

    您的学生：李一斗

    老师：

    我有一个朋友去京办事，托他带给您一箱（十二瓶）我参与研制的酒国佳酿“绿蚁重叠”，请您品尝。

    李一斗又及

    酒博士：

    您好！

    感谢您馈赠的“绿蚁重叠”，此酒色、香、味俱佳，只是在总体感觉上似乎有些不协调，就好像一个五官端正、不能说不美丽，但缺少那么一种难以言明的魅力的女人。我的故乡，也是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当然与你们酒国比较起来相差甚远。据我父亲说，解放前，我们那只有百十口人的小村里就有两家烧高粱酒的作坊，都有字号，一为“总记”，一为“聚元”，都雇了几十个工人，大骡子大马大呼隆。至于用黍子米酿黄酒的人家，几乎遍布全村，真有点家家酒香、户户醴泉的意思。我父亲的一个表叔曾对我详细地介绍过当时烧酒作坊的工艺流程及管理状况，他在我们村的“总记”酒坊里干过十几年。他的介绍，为我创作《高粱酒》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那在故乡的历史里缭绕的酒气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对酒很感兴趣，也认真思考过酒与文化的关系。我的中篇小说《高粱酒》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思考成果。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酒的长篇小说，结识您这位酒博士可谓三生有幸。今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