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汪精卫在去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刺，然后出国，政权的斗争，也就是决定这个国家将被什么力量统一，并且象征的斗争，告了段落。学生运动底怒潮继续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接着是七君子案件。觉醒了的人们，失去了故乡的人们，以及悲愤祖国的人们，对政府所要求的，是抵抗侵略者。这个强大的要求促成了在政治关系上颇为复杂的西安事变。

    南京市民们，在汪精卫被刺时怜悯过；在藏本事件时慌乱过；在学生们冲破了无数的防线来到戒严的南京时悲哀过——他们觉得和平是不可企望了。但在根底上，他们依然消沉，对学生运动和汪精卫被刺同样的淡漠。

    而在这一连串的斗争里，南京找到了可以依托的人物；中国底公民们，找到了他们底“领袖”。因此，西安事变，是在南京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性的紧张。

    蒋家底人们，忙碌着蒋秀菊底订婚；在订婚的早晨，传出了西安事变底消息。

    对于蒋秀菊，如人们所常常经历的，那个被朦胧地期待着的、并且骄傲地防御着的东西突然地到来了，于是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是的，我都想过了，应该是这样。”蒋秀菊想，走进了订婚底礼堂。

    蒋秀菊在夏季毕业。毕业前后，她常常和朋友们到金陵大学去，在唱歌和基督教底讲习里，认识了一个神学学生。于是，那种忧郁病，那种幻想，便来袭击了；于是她便常常一个人去唱歌了。而且因为毕业后无处可去，她便跋徨起来了。

    她觉得她现在很软弱，惧怕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她跟一个英国神父学习神学。一面想到，到洁净的修道院里去，是很好的。

    她向蒋淑华表露过这些她自己也觉得是不可能的思想，企图证明它们是可能的。生病的蒋淑华激烈地讥笑了她。蒋家底姊妹们都认为蒋秀菊是已经到了抛开“鬼知道是什么把戏”的基督教的年龄了。蒋淑媛和沈丽英都是曾经——那还是孙传芳的时代——接近过这种“鬼知道是什么把戏”的基督教的。沈丽英快乐地说：“你看，什么基督教！”在说话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底身体，向蒋秀菊证明，在她底身上，是没有什么基督教的。

    蒋秀菊本能地看了她底身体，当然，她并不想在她身上找到基督教。在那油渍的、半截袖子的蓝布袍子上，是找不出基督教来的，在那张兴奋得发红，然而愁苦的，常常掩藏着羞耻的脸上，是找不出基督教来的；沈丽英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快活的，但蒋秀菊，在一种内心底感动下，呆呆地站住了。

    “难道都是这样吗？”蒋秀菊非常忧郁地想。

    “我还是想升学。”她坚决地说，走出了房间。沈丽英正在和大家谈论汪精卫，她们非常怜悯汪精卫，因为觉得流血是痛苦的。

    “我觉得街上的人都在恨我，怎样办呢？一切都烦闷起来了！这几个月多烦闷，但是我要等待，我要慎重……其实，我不应该怀疑他！”蒋秀菊向自己说。

    晚上，那个神学学生以喜悦的，但严肃的态度迎接了她，他们走到花园里去。这个神学学生，是慎重地考验着自己，而不曾感到蒋秀菊底一切思想的。除了觉得爱情底忠实在呼吸着，并给予温柔的果实以外，这个神学学生，甚至不曾想到蒋秀菊会有思想。恋爱的男子，时而沉醉着，时而充满实际的思想，忘记去想到，在身边走着的，是一个实际的生命。

    他们走到槐树深处的石凳前。槐树开着花，从附近的楼房，灯光照在槐树上。那种恋爱的人们常常要想念的槐花底芳香，散播在夏夜底空气中。钢琴在楼房里奏着柔和的舞曲。另一座灯光辉煌的楼房里，传来了女性底兴奋的歌声。在花园里，很多恋人们缓缓地走动着。在这块土地上，主教们和神父们，是按照着他们欧洲底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