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病，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