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