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他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