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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关于《寒夜》
    关于,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昔。”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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