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帜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
“钦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