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的父亲岑之，成名是因为笔杆子，倒霉也是因为笔杆子。岑之的一支笔，把自己写上了“青年作家”“获奖作家”的宝座，也把自己写进了“右派份子”的泥坑。

    当年，年轻气盛的岑之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用自己写小说写诗歌的笔，写下了几篇向党提意见的文章。这在他也算是屈尊俯就了，因为他原本是不屑写那些非文学的东西的。

    反右运动一开始，岑之就被揪了出来，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被发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城市E市，在第三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岑之的到来，算得上E市的一大新闻，因为E市离省城有几百公里，交通很不方便，坐车坐船要花上一两天时间，所以E市很少有人去过省城。现在有个从省城来的右派，曾经是大作家，出过书，文章上过报刊杂志，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

    但岑之的到来使三中领导大大地头痛了一番：能让这个省城来的右派份子教什么课呢？

    岑之自告奋勇要教语文，说这是自己的本行。但学校不敢让岑之教语文，怕他向学生灌输右派思想。那就教历史吧。

    不行，教历史太容易借古讽今了。

    教音乐？

    更糟糕，公开向学生传播靡靡之音？

    多次讨论的结果，岑之成了一名“劳动课”教师。

    以前三中的劳动课是由各班的班主任上的，也就是带着学生去打扫操场，挖坑种树，侍弄学校的几块菜园子，为学校食堂砍柴买煤之类。现在有了岑之这个专职劳动课老师，班主任们就解放了，轮到哪个班上劳动课，就该岑之去上，带领学生劳动，自己也从劳动锻炼中改造思想。

    三中这个做法在当时还绝无仅有，一下就在E市传开了，三中校领导为此还受到上级嘉奖。

    但岑之就倒霉了，一辈子都没干过体力活，真正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现在不得不带领学生劳动，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肩扛手挖，还得维持纪律，防止学生打架闹事发生工伤事故，可把岑之累坏了。

    浑身布满了作家梦基因的岑之，被发配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沦落到干体力活的地步，而且没有一丝一毫重返省城重当作家的可能，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终点，了无生趣。

    听说岑之那时经常在河边、池塘边和粪池边转悠，拿不定主意跳哪个可以死得更快更彻底。

    那时E市的自来水还不普及，就是学校和工厂里有自来水，居民吃水都到河里去挑，岑之觉得跳河不保险，很容易被挑水的男人看见，搭救上来，前功尽弃，还会罪加一等，叫做“畏罪自杀未遂”，今后的日子更难熬。

    跳池塘吧，又怕被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一顿吆喝，被人从池塘里扯出来，还是前功尽弃。

    跳粪池倒是没人会下去搭救，但眼耳鼻喉里灌进屎尿的滋味，想必会很难受，而且死得那么肮脏，想投胎转世当作家都没指望了。

    正当岑之濒临绝望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寄自省城的书信，称岑之为“吾师”，落款是“一个敬仰你的文学爱好者陶今芬”，内容全都是鼓励的话。

    岑之绞尽脑汁，都没想起这位陶今芬是何许人也，他把自己珍藏的小记事本找出来翻看，也没看到“陶今芬”的名字，而那些写在上面的名字，都成了往事，人家早已不跟他来往了。他撕掉了那个记事本，找出一个新的小本本，在“姓名”栏里恭恭敬敬写下“陶今芬”几个字，在“关系”栏里感激涕零地写下“救命恩人”几个字。

    岑之很谨慎地回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陶今芬很快又来了第二封信，这次就没那么多客套了，在“吾师”这个称呼后面加了个“吾爱”，并直截了当地倾诉了自己对“吾师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