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能合得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张萌萌和金亮都算外地人，当然，虽然萌萌早已有了张北京户口，但心里还是跟北京有疏离感。两人都是独自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奋斗，颇有些惺惺相惜。

    萌萌的父母是老北京人，知青那会儿插队到了山西大同，如今都是铁路局的干部了。萌萌是独生女，从上高中起，父母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住在亲戚家，并想办法给她上了户口。考上大学后，萌萌不愿意再寄人篱下，住的是学生宿舍，工作以后也是自己租房。为了张北京户口，萌萌失去了很多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因此更加渴望来自家庭的温暖。

    金亮的老家在山西太原长治市侯埔村，金亮母亲是村里一小卫生所的大夫，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金亮父亲倒是北京人，还是个大学生，但出身不好，大学毕业给他分配到长治市下面一个小村的矿区工作，从此几十年没再回北京。因为工作还算努力，当上了侯埔村矿区的一个小处长，在这个小村里，一个矿上的处长也算了不得的人物了。家里日子也曾经很艰苦，还住过土窑洞，用水还要跑出老远去挑,一盆水洗了菜还要留着洗手洗脚。改革开放后，国家形势一片大好，９０年代中期，矿上在侯埔村儿建了一片小楼房，被当地人称为“干部楼”，专门分给矿区的老职工和干部，也分了金亮的爸爸一套，因为是处级，分给老头儿的房子有１００平米，在当地，住上楼房，有上下水，面积还挺大，按说老头儿也应该满意了，可惜，他每每回忆起自己儿时在北京的生活，总觉得心中一口闷气没吐出来，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北京？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念想。

    金亮看起来是个阳光大男孩，其实工作后也很是苦了两年。他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在太原，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住过地下室，也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终于进了北京一家小有名气的广告公司,成了里面的设计师，每月月薪少了六七千，多了能上万。１９９９年，他和爸妈掏出了大部分积蓄，又借了钱，在北京卢沟桥地区一次性付清买了套８０多平米的房子，当时北京房价还不算贵，尤其在这块地儿，每平米才２０００来块钱，总价下来２８万元一套两居室，厅还挺大，放下一套沙发和茶几、电视，还能再放下餐桌，而且并不显得挤。当时这房价已经让金亮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可要搁现在，全北京市也找不着这么低的房价了，现在卢沟桥每平米也涨到８０００多，整整翻了四番。其它地儿的房价就更别提了，长疯了。

    刚买房那会儿，金亮白天在城市东北方上班，晚上挤着公共汽车，赶回到位于城市西南方向的家里，在家门口小摊上吃碗面，就回家自己打家具，刷墙漆，凡是能自己干的装修的活儿他都自己干，为了省钱，困了就打地铺睡觉。小区刚建成，水电都没通，金亮就点着好几支蜡黑灯瞎火的干。他不为别的，就是想赶快在北京打造出一个家，把爸妈接回到北京来，他明白老爸的心，爸爸在北京长大，大学毕业后分到那个小村里，心不甘情不愿，一直盼着能回北京。

    当金亮退休的父母终于跟着儿子重回了北京，老爸一推开家门，看见这个温暖可人的小家眼泪都流出来了。看着老俩的高兴劲儿，金亮心中也释然了，他很自豪，父母的愿终于圆了。

    这种自豪的感觉，金亮在萌萌身上也时常能够生起。他第一次见到萌萌时，萌萌正就一项国家政策去采访他们公司老总，金亮看见这个小巧玲珑、小娃娃脸儿的女孩，背着个跟身体明显不协调的大包，风风火火冲进他们办公室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帮她扛那大包。

    萌萌采访老总时，金亮进去找老总签个文件，看见萌萌跟个小大人似的坐在老总对面，像模像样地问着一些国家政策、企业发展之类的问题，语速极快且一个问题跟一个问题，问得老总都一愣一愣的，金亮就想笑，不为别的，只是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