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苏轼家极为壮观：四壁字画和屋顶的钱串簇拥着苏轼这个旷世奇才。遇到结余，苏轼就把钱装进一个竹筒里，用来待客。我将苏轼的理财术告诉曲斌时，曲斌点头说好，从此他就古为今用。幸亏宋朝没有专利制度，否则倘若苏东坡当年为他的理财术申请了专利，我们不会冒着侵权的风险使用他的发明，我们没钱赔偿，听说．苏轼的后代是政协委员。

    “妈，我走了。”曲航拿着书包出门前对我说。

    “中午在学校吃饭要吃饱。”我对儿子说。

    儿子没答话，他走了。进入高考倒计时后，老师要求同学在学校吃午饭，以节省时间。但凡学校的饭，大都是用克扣这种作料烹制的，价高质劣。曲航在学校用午饭，对我们来说，是得不偿失，花费多，吃不饱。

    曲斌出门时冲我点了下头。

    家里安静下来，我没有急于收拾碗筷，我优先要做的事是大便，我看书看得最痛快的时候是在大便时，一边看书一边排泄对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抛弃书上没用的东西很有帮助，特别是看没意思的书。由于我看书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拿到什么书看什么书，因此碰到特别没劲的书，我就在大便的时候看。人是喜欢累计长度的动物，比如建国多少多少年，怎么没人累计人的一生大便的总长度?我估计能绕地球一囤了吧?胡思乱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中老年人脑子里的怪念头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少，只不过他们不愿说出来罢了。

    我一边大便一边看一本特无聊的书。我发现，特别无聊了，反而有意思了。

    我感觉有水滴到我头上，我抬头看，产权属于楼上邻居马桶但合理侵占我家领空的下水管往下渗水，当我意识到这水的成分里肯定含有邻居的排泄物时，我赶紧用手中的书当雨伞顶在头上。

    我还不能马上走，我还没完成大便。近五十岁的女人大都有便秘的体会，这种便秘不是怀孕时那种幸福的便秘，而是临近更年期的不幸福便秘。我在书伞的呵护下继续末竟的事业。由于抬头看了邻居插进我家的秽管，我想起了我的吊死在这根管子上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富家子女，这在今天是一种荣誉，可在50年前却是耻辱。在土改时，我的姥爷被定为地主。我母亲在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1951年，我母亲在一所大学就读。一天，在家乡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姥爷逃了出来，他潜人大学，找到女儿，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要求女儿给他一个馒头充饥。我母亲稳住地主父亲，她说我去给您到食堂买馒头。母亲大义灭亲，叫来了几名公安。母亲随同公安押送我姥爷回乡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在批斗会上，不知是谁看见了台下同样义愤填膺的我母亲，那人喊叫道：把地主的狗崽子也拖上来斗争!于是，我的母亲被愤怒的贫下中农拖上台去，当众被脱了裤子，打得皮开肉绽。会后，我的姥爷被处决了。1957年，身为大学讲师的母亲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五年。1967年，母亲再次遭到批斗和毒打，她在一个月光秀丽的晚上，吊死在楼上邻居的下水管道上。那年我十四岁。母亲死后，没过一年，我父亲也死了。这套三十五平方米的单元房，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说是遗产有点儿占国家的便宜，准确说，我继承的是“继续租赁权”。

    我知道，每天在母亲去世的地方大小便是对母亲的不敬，但我没有办法，我家没有迁居的能力。我们曾寄希望于拆迁，但后来听说我们这一带的地下可能有古墓群，专家说鉴于目前考古掘墓的科技含量还太低，他们建议将这罕见的古墓群留给后代发掘。于是，我家停做拆迁梦。

    我冲完马桶，开始收拾碗筷。我不吃早饭是为了省钱。我要把早饭钱省给儿子。上高中的儿子放学回家经常会告诉我们学校又收费了。每当这种时刻，我和曲斌的腿就抽筋。其实，儿子从上小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