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天吾乘上从东京站发车的特快列车，前往馆山。在馆山换乘站站停靠的慢车，到达千仓。这是个晴美的早晨。无风，海面上也几乎没有波澜。夏季早已远去，在短袖t恤上套一件棉质薄西装，正好合适。没有了来洗海水浴的客人，海滨小镇出乎意料地闲寂，不见人影。天吾想，真像变成了猫城一样。

    在车站前简单地对付了一顿午饭，然后坐上了出租车。一点过后抵达疗养所。在前台，上次那位中年女护士接待了他。也就是昨夜接电话那位女子——田村护士。她记住了天吾的相貌，比第一次态度要和气些，甚至还露出了微笑。天吾这次穿着相对整洁一些，大概也有一定的影响。

    她先领天吾去了食堂，送上一杯咖啡。“请在这里稍等一下。大夫一会儿就过来。”她说。大概十分钟后，主治医师用毛巾擦着手，走了过来。坚硬的头发里开始掺进白丝，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前后。好像正在干什么活，没穿白大褂。上穿灰色长袖运动衫，下穿配套的运动裤，以及慢跑鞋。体格魁梧，看上去不像在疗养所里工作的医师，倒像一个怎样奋斗也无法从乙级联赛升上去的大学体育部教练。

    医师的话与昨夜在电话里谈的基本相同。遗憾的是，目前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已经几乎没办法了，医师充满遗憾似的说。从表情和用词来看，他的心情似乎是真诚的。

    “除了请亲生儿子呼唤他，鼓励他，激发起他生存下去的愿望，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说的话，我父亲能听见吗？”天吾问。

    医师喝着温吞的日本茶，面露不快。“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

    您父亲处于昏睡状态。喊他，他也没有丝毫身体上的反应。可是，就算处于很深的昏睡状态，有人也能听见周围的说话声，甚至还能理解话的内容。”

    “但只看外表是无法区别的吧？”

    “无法区别。”

    “我在这里待到傍晚六点半左右。”天吾说，“我会一直待在父亲身边，尽可能地呼唤他。”

    “如果有什么反应，请跟我说一声。”医师说，“我就在附近。”

    一位年轻的护士把天吾领到他父亲所在的病房。她戴着写有“安达”的姓名牌。父亲被移到了新楼的单人间。这幢楼房用来安置病情较重的患者。就是说，齿轮又向前推进了一格。前面再也没有可以移送的地方了。那是一间狭窄、细长而冷漠的病房，病床便占去了将近一半的空间。窗外蔓延着起防风作用的松林。望上去，茂密的松林有如一堵巨大的屏风，将这家疗养所与充满活力的现实世界隔开。护士出去后，天吾便和朝天仰卧、沉沉熟睡的父亲独处了。他在床边的凳子上坐下，望着父亲的面庞。

    病床的枕边放有悬挂点滴的支架，塑料袋中的液体顺着细管送入手臂的血管。尿道里也插着排泄用的细管，但看上去排尿量似乎少得惊人。父亲与上个月见面时相比，仿佛又缩小了一圈。瘦骨嶙峋的双颊和下巴上，长了大概两天的白胡须。原本就是个眼窝深陷的人，如今陷得比从前更深了。甚至让人怀疑是否该使用专门工具，将眼球从那深坑中拉出来。双眼的眼睑在那深坑中，犹如卷帘门被放下来一般闭紧，嘴巴微微张开。听不见呼吸声，但是将耳朵凑近，能觉察到空气微弱的颤动。生命在这里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

    天吾觉得，昨夜医师在电话里那句“简直就像列车一点点减速，最终会完全停止”，说得无比确切。父亲这趟列车正在徐徐减速，等待惯性用尽，静静地停在空无一物的旷野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列车上已经没有一位乘客。即使就此停下，也不会有人投诉。

    我得和他说点什么，天吾想。然而，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怎么说、用什么声音说。尽管想说，脑袋里却怎么也涌现不出有意义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