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了澡，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在电话里告诉天天我要在这儿住一星期，然后又把下午做到的梦说给他听，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对自己写作上有成功的预感，但又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生存的焦虑感中。“真的吗？”我半信半疑。“你可以向吴大维证实一下。”他说。

    这一星期很快在我陪着妈妈看电视、玩纸牌、吃绿豆百合汤、山芋芝麻糕、萝卜丝饼之类乱七八糟的甜点中度过了，在临走前的一夜，我被父亲叫到了书房里，促膝谈心到很晚。

    “记得小时候你就爱一个人出去玩，结果总是迷路，你一直是个爱迷路的女孩子。”他说。

    我坐在他对面的摇椅里抽烟，“是的。”我说，“现在我仍然经常迷路。”

    “说到底，你太喜欢冒险，喜欢奇迹的发生，这都不算是致命的缺点。……但很多事都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在我们父母的眼里永远是个天真的小孩子……”

    “可是……”我试图辩解。他挥挥手，“我们不会阻止你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我们阻止不了……但有一点很重要，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应该负起一切可能的后果。你经常挂在嘴边的萨特笔下的自由，只是‘选择的自由’，一种有前提的自由。”

    “我同意。”我吐了一口烟，窗开着，书房里有插在花瓶里的香水百合的淡香，“父母总是了解自己的孩子的，不要用‘老套’这样的字眼来贬低长辈。”

    “我没有。”我口是心非地说。

    “你太情绪化，绝望的时候两眼一抹黑，高兴的时候又乐得过头。”

    “可说实话，我喜欢自己这样子。”

    “做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的前提是摒弃不必要的虚荣心，在浮躁的环境中学会保持心灵的独立。不要对作家这个身份沾沾自喜，你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

    “所以我总是穿着吊带裙和凉鞋去跳舞，热衷于与心理医生做朋友，听好音乐，读好书，吃富含维生素C和A的水果还吃钙片，做聪明出色的女人。——我会经常回来看你和妈妈的。我发誓。”

    康妮邀请天天和我共进晚餐，并参观她那完成基本装修的餐馆。

    晚餐是在露台上搭起来的木制与藤制桌椅上吃的。太阳落下去了，但天色还很亮，杨树、槐树的枝叶斜签而出，飘在头顶上。已被雇用并在进一步培训中的服务生穿了黑白分明的制服，迤逦地穿过大理石台阶，把一道道菜依次送到露台上来。

    康妮面带一丝倦意，仍然化着精细的妆，手夹一支哈瓦那牌雪茄，让侍者把雪茄剪送上来，检查这个男孩子服侍客人剪雪茄的动作是否到位。“我这儿只招毫无从业经验但聪明伶俐的孩子，希望他们没有任何不良习惯并且一学就会。”她说。

    胡安不在，他暂时回了西班牙，下星期再带着一班当地的厨子来上海，按预计6月初餐馆就可以正式开张了。

    应她事先之约，我们带了部分小说手稿和书中的插图来给她看。她抽着雪茄，逐一翻看了天天的画，赞不绝口。“瞧瞧这些与众不同的色彩，还有这些能给人惊喜的线条，从小我就知道我的儿子是有天分的。——看到这些画，妈妈真的好开心。”

    天天不吭声，低头自顾自吃一盘油纸焙鳕鱼。覆于盘子上的油纸被切开，雪白的鱼肉和佐料的香味都完整地保存在纸套里面，烤得恰到好处，色香诱人。“谢谢。”天天吃着鱼，蹦出这么一句话。母与子之间已经没有激烈的对抗与挣扎着的猜忌，但那种暗暗的戒备、不甘、怅然也还是存在着。

    “餐馆二楼有两面墙还没有什么装饰，天天愿意的话，就帮着在那上面画点东西，好吗？”康妮突然这样提议。我看了看天天，“你会做得很棒的。”我说。

    吃完饭康妮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