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